第1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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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蘇維埃俄國之間會有“某種形式的兩國政府之實際合併”時，他聲稱：“我

們為一個解放的中國而戰鬥，當然不是要把這個國家移交給莫斯科！”他接

著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反駁的根據：

中國共產黨只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爭取勝利中，黨應為全民族說話。黨不能為俄國人或第

三國際的統治說話，只能為中國民眾說話。只是中國民眾的利益與俄國民眾的利益一致，能說是

服從莫斯科的意志嗎？但是，當然，一旦中國民眾和他們在俄國的兄弟一樣，有了民主權力和獲

得社會上政治上的解放，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將會大大地擴大起來。①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在　１９３６　年感覺到了全世界共產黨聯合起來的團結的

束縛。但是它也表明，對於毛澤東來說，團結並不意味著從屬。如果其他情

況都一樣，一個“解放了的中國”——就是說，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與

蘇聯將比與其他國家有更密切的聯絡。但是，如果情況不一樣——如果莫斯

科不尊重毛澤東認為是正常的、適當的中國的利益——中國的政策在他的指

導下就可能採取不同的方向。

在　３０　年代，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人，他們並不採取同樣的獨立態度，正

① 《毛澤東集補卷》第　5　卷，第　264　頁。

②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307　頁。

③ 《辯證唯物論》，第　86　頁；《毛澤東集補卷》第　5　卷，第　258　頁。這裡討論的 這段話出自蘇東坡的名

著《前赤壁賦》，原文是這樣的：“自其變者而觀之，則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

我皆無盡。”

④ 《毛澤東集》第　6　卷，第　275　頁。

① 原載於　1936　年　2　月　3　—　5　日上海《大美晚報》；據收入《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　419　頁上的斯諾手稿。

如在以後的年代裡，有一些人在與莫斯科打交道時，準備比毛澤東更靈活一

些。從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５　年，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與所謂“國際主義的”

（就是親蘇的）派別之間的鬥爭的歷史，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歷程，本書已

另有記述。在這裡我們不擬談論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或其不同派別之間的

權力關係，而是要談毛澤東堅持獨立於蘇聯監護之外的理論的性質與意義。

在毛澤東於　３０　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當中，在他相信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和中國

人必須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方面，最大膽、最不含糊的標記是，“馬

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這一口號事實上只被中國共產黨人使用了相對短的一段時期，開始於

１９３８　年毛澤東第一次自己提出這一說法，而達到它的頂點，則在　１９４５　年，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歡呼毛澤東在建立理論方面的

偉大成就，說這些理論“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但是，

如果這一說法本身是比較短暫的，那麼它所表達的關注的事情卻在　１９３８　年以

前就出現了，並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它不僅依然存在，並且變得

更為重要。

毛澤東提出這一想法的原因不難理解。中國化的概念，象徵面對共產國

際傲慢、專橫的態度，對中國民族尊嚴的肯定；因此，這個概念的價值不僅

在於是黨內鬥爭的武器，而且也是一個民族危機時期對非共產黨人的輿論具

有吸引力的口號。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澤東真正深信：歸根結底，來自西方的

思想在中國的環境裡不適用，除非讓這種思想適應中國民眾的心理和條件。

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化在　１９３８　年的確切含意是什麼，是一個更為複雜

的問題。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如劉少奇在　１９４５　年所說），①不僅

在中國，也在其他非歐洲國家，都含有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適應許多不同水

平的國家的現實——從大量前資本主義農業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