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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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我們今天來說使用幹部問題，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根本與古代有區別，但也離不開“任

人唯賢”這個標準。以喜怒為愛憎，阿諛逢迎者獎，骨鯁正直者罰，在古時要不得，在我們也要

不得。①

在這裡毛澤東清楚地指出，由他看來儘管有些政治行為的標準是在前資本主

① 《毛澤東集》第　6　卷，第　260　頁。雷蒙德？懷利從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觀點論述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中

國化”的問題，他更強調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係這一哲學問題及其對“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的意義，雷

蒙德？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　年》，第　55—58、

88—95　頁和各處。

① 關於這個傳統，見《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2　章。

①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　2　卷，第　515　頁；《毛 澤東集》第　6　卷，第

250—251　頁有增補。

義的、官僚政治的社會環境內逐漸形成的，它們對於當前的共產黨革命者來

說，仍然是正確的。

更加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在孔子的哲學裡也找到了積極的因素。１９３９

年毛澤東在評論陳伯達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章時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陳伯達的

看法，但是在批評孔子的正名學說是“唯心論的”時候，陳伯達未能指明，

由認識論的觀點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為它強調了理論與實踐之間

的聯絡。他也認為朱熹解釋孔子的中庸之道，與共產黨人的進行反對左、右

傾的兩條戰線的鬥爭的原則是並行不悖的。他說“不及”是右的東西，“過”

是“左”的東西。②

當然，這一類的求助於民族的過去，只是當毛澤東為了推動建立新的統

一戰線，對儘可能廣大的輿論範圍講話時，才特別合適。可是，它們也應認

真地被理解為他的思想實質的一種表現。在轉向專門分析毛澤東與資產階級

民族主義者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之前，讓我們進一步探討一下他對中華

民族的歷史的解釋，特別是　１９　世紀和　２０　世紀的歷史，因為正是這個環境確

定了毛澤東所認識的中國革命當時的舞臺，也從而確定了這一時期合適的策

略。

一般來說起自延安時期的毛澤東關於中國歷史的觀點，最系統的陳述，

可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找到（嚴格地說，全文並非毛澤東

本人起草，他只寫了第二章，但是他願意把它收入《毛澤東選集》，因此他

對內容負責。）這一廣泛論述的細節大部分超越本章的範圍，但是有幾點還

是應該予以注意。

首先，毛澤東在這裡把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的過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

大致在公元前　１１　世紀。有關段落如下：

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

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

家，那麼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

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①

於是秦朝被看成僅僅是由於政權形式的改變，而不是由於從一種生產方

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而有其特色。②

“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個概念，可能在西方讀者看來，

是個詞語矛盾的說法；可是它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為了同時說明中國社會

“封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