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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貢生則多受限制，吏員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進士出身的壟斷（老百姓做官哪能那麼容易）。
嘉靖皇帝曾經有意改正這一弊病，恢復“三途並用”，但實行了兩年，各地巡按保薦上來的官員仍是“進士十之七八，舉人百之一二，歲貢則絕不齒及”（《明會要》）。到了隆慶年間，更是發展到進士無論怎樣的廢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學歷文憑者，不分青紅皂白都是香餑餑；文憑低一點的，則被視為無用之人。比如，進士出身的為政如果寬厚，往往被譽為愛民；若舉人為政寬厚，則被斥為姑息養奸。進士為政嚴厲，被譽為精明強幹；舉人嚴厲，那就是暴虐無道了——天生的小媳婦，怎麼也沒個好！
此種選人辦法，可謂比傻瓜還傻。其後果就是，一旦科舉考中了進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進，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縱自己，驕狂不可一世。未得到進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為劣等人才，註定升不上去，於是心灰意懶、得過且過。
這種“文憑=才幹”的選乾製度，根本就不是激勵機制，而是反激勵機制。導致士人在考試前，人人皆思進取、想報國。一旦考完，中了進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無恐；未中進士的，前途無望，紛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兩種人都缺少認真幹活的動力，國家哪裡還有什麼可用的人才？
幸虧當時還沒有什麼“進士後”學制，否則連進士也要“賤如狗”了。
早在隆慶年間，高拱就開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張居正主持內閣後，並不因人廢政，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主張“良吏不專在甲科（進士），甲科未必盡良吏”。曾有明文規定，推薦官員“毋得偏重甲科”。h t t p ： / / h i。 baidu 。 /雲 深 無 跡
為了對付官僚群體對新的選拔思路的抵制，他對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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