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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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大壩的公開新聞和坊間傳聞，加劇了民間立場的媒體懷念黃萬里的心情。善於“葉落知秋”的媒體，藉此曲折地表達了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立場。

本來，媒體的努力是一件值得稱讚的事，但媒體對黃萬里悲劇的反思，過多地集中在道德層面，遠離公共事務決策機制這個更為緊要的話題。兩個多月過去了，媒體上以書評方式反覆出現的反思主題就是黃萬里所代表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三門峽水患事關公共利益的決策機制，媒體一味地激辯士大夫精神，未免捨本逐末。

個人以為，我們對黃萬里的反思應當著眼於科學*的決策機制，這是憲政國家必不可少的內容。過去，我們的大壩工程看上去是科學家決策，實際上卻成了政治家決策。遙想當年，毛澤東時代的三門峽水庫之所以能夠快速立項並上馬，委實離不開“聖人出，黃河清”的封建思維。最近5年來，不少人在謳歌三峽工程的時候，依舊不約而同地從孫中山的理想和毛澤東的詩歌中，尋找“立論依據”。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反思的東西。試想，為什麼黃萬里始終是一個孤獨的反對派？為什麼黃萬里總是不停歇地給政要們“上書”？一個公民社會，是不需要“上書”這樣的封建社會的行為方式的。

很遺憾，媒體的反思大多與公民社會、代議制無關。說得偏激一些，大家在反思中不停讚歎計程車大夫精神，恰恰是我們不提倡的。數千年來，“文死諫，武死戰”一直是有道義的臣子們信奉的為官准則。冒昧地說一句，我們對“死諫”這樣計程車大夫的精神的讚頌，潛意識中是我們揮之不去的臣民思維在作祟。

人在利害面前，多是趨利避害的。當年，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佛思案件一怒而著《我控訴》時，不同樣是“千人諾諾，一士諤諤”嗎？人性向來如此，高尚者只是少數，卑劣者也是少數，惟有內心存留正義但選擇沉默者是大多數。左拉的憤怒最終在個案上贏得了勝利，不是因為他的道德，而是因為相對於今天固然落後但彼時卻最為先進的憲政體制。

媒體想拿黃萬里說事兒，不能一味地申述士大夫精神，嘲弄曲意承上者塑造的昆德拉式的“玩笑”。重要的是，要認清黃萬里人生悲劇的憲政缺陷，恢復每一個人作為公民的尊嚴。

“零距離”：讓新聞迴歸民間

我們認為，讓電視新聞從高高在上的神壇上回歸民間，讓電視媒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傳媒，是“零距離”的一個重要貢獻。毋庸諱言，就中國傳媒生態的整體性而言，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大眾傳媒在新聞製作這個層面，依舊沒有實現大眾傳播的美好期待。雖然在精英階層具有影響力的傳媒和節目正在快速成長，但它不可能擺脫在小眾範圍內傳播的窘境。“零距離”持續攀升的驚人的收視率，在一個紙媒體當道的城市，為大眾傳媒的大眾性畫了一個無限接近的“圓”。他們在實踐中開始的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技術創新，使“大眾傳媒是大眾的傳媒”成為可能。他們邀百名攝影師千名線人加盟節目，不僅從技術上拓展了新聞資訊源，還從效果上提高了傳媒人期待已久的公眾參與度。他們在技術上讓60分鐘的衛星直播首次在新聞節目中成為“常態”，讓國家大事和百姓遭際，以更為快捷的速度、更為新鮮的質地抵達普通民眾，從而滿足了大眾在第一時間瞭解真相的慾望，極大地實現了大眾籲求已久的知情權。

我們認為，“零距離”以平視的目光，將媒介的底層關懷真正送給了底層民眾。他們以民生電視新聞模式，張揚了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他們製作的是民生新聞。大量報道發生在百姓身邊的新聞故事是“零距離”最顯著的標誌。我們發現，官方活動和會議新聞經常被壓縮在螢幕下方以滾動字幕的形式出現。在一個以周為週期的隨機抽取的時段內，170條新聞中，負面和批評新聞多達93條。他們像市民的孩子一樣，進入了市民生活。他們在兩年的堅持中，道盡了那個城市的底層願望和困厄。他們對百姓投訴的誠實態度，最大限度地表達了底層生活原生態。

我認為，“零距離”同時實現了傳者和受眾的政治關懷，併成為民眾和政府之間良性互動的潤滑劑。迄今，我們還沒有發現，除了南京，還有哪個城市的人們在晚上7點這個黃金時段，將眼球從中央臺的《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這樣的時政社會節目中，轉移到當地的新聞節目上，從而使得強勢話語權在握的中央電視臺感到危機。我們今天還難以完全洞悉“零距離”的出現對公共服務媒體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但我們相信他們的意義非凡。沒有哪家公共電視臺會怠慢時政新聞，也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