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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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皇帝的猜忌，朝廷的壓抑，地方官吏的挾制，曾國藩自然極為不滿，但他絕不贊同其下屬提出的脫離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張。他所受的正統教育，他的入仕經歷及其價值觀念、人格理想，決定了他具有雙重政治人格。曾國藩出生卑微，家世微薄，以耕讀為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赴京參加會試，名錄三甲，被賜同進士出身。此後即開始了官場生涯。他官運亨通，十年七升，連升十級。他“荷皇上破格之恩”，對清王室感恩戴德，急欲報效朝廷。在思想上他深受儒學的浸染，注重君臣名分；在治學上注重經世致用，反對空談心性義理的宋學，研究現實社會問題，以圖革新當時積弊叢生的政治，為國家效力。這是他政治人格的主導方面。但是從他建立湘軍以後，他又成了拔地崛起的新興利益集團的總代表。這一集團的出現，導致了清朝權力結構的變化，導致了清朝既有的從中央到地方一以貫之的權力體系的相對分裂，導致了清朝政治軍事權力的再分配，這就使他與清廷之間始終存在著尖銳的利益衝突。作為集團的首腦，曾國藩在處理與清廷之間的關係時，就不能完全從個人恩怨出發，必須要考慮集團利益的得失。正是這種政治人格的雙重性，使他在處理與清廷之間的矛盾時，既表現出謙卑恭順的一面，同時又具有獨立不羈的特點。他把這兩個方面融合在一起，以政治權術與清廷周旋，可謂高超之至參見楊天宏《中國的近代轉型與傳統制約》第一章……他在《聖哲畫像記》中寫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阪，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這段文字堪稱曾國藩政治權術的狀己之詞。面對咸豐皇帝這位“多疑之主”，他“御駑馬登峻阪，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其政治權術確實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從總體上而言，曾國藩對清廷採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為進的自全之策。首先，他對咸豐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壓抑表現出謙卑恭順的態度。咸豐四年（1854年）四月，曾國藩兵敗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會同陶恩培揭發其敗狀，請巡撫劾罷湘軍。曾國藩驚恐萬狀，搶先奏請將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為此舉可獲得朝廷的從寬發落，而咸豐帝卻想借機打他一頓殺威棒，乃下旨“交部嚴加議處”。吏部遵旨議革曾國藩禮部侍郎銜，令其戴罪領兵作戰。七月，曾國藩率師北征，連克嶽州、武昌、漢陽、田家鎮。九月初五，咸豐帝閱曾國藩奏報，心中高興，即下令賞給二品頂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撫。但僅過了七天，咸豐帝便改悔，收回成命，只賞給他兵部侍郎的虛銜，並催令他迅速東下，攻收贛、皖。咸豐帝對曾國藩論功行賞的翻然變計，充分表明了他對曾國藩集團的不信任。直到咸豐十年（1860年），侍郎的陳舊烏紗帽仍然戴在曾國藩頭上。儘管他牢騷滿腹，但在表面上卻謙卑恭順。曾國藩集團在軍事、政治、財政上表現出的相對獨立的意志，極大地觸動了皇權的利益，因而清廷對曾國藩進行壓抑、排擠和打擊。曾國藩在屢遭挫折以後，也深刻認識到權力對維護其集團利益的重要性，對朝廷的壓抑始終採取退讓妥協的辦法並非善策，因此他同清廷也展開了有利有節的鬥爭。其手法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曰自固門戶，以作爭權奪利之本。曾國藩千方百計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維繫集團內部的團結。其主要頭目幾乎都是同鄉、同窗、師生及親朋故舊，兄弟戚族同任頭目的現象也很普遍。而各姓之間又往往以聯姻或其他方式建立起更為複雜的社會關係。這樣一來，曾國藩集團各首腦頭目之間彼此瓜連藤繞，沾親帶故，一人有急，往往傾巢出動，伸手相援，大有生死同之、榮辱與共的氣概。集團門戶的牢固，使朝廷不敢輕易對其下手，一場場政治風暴最終化險為夷。

二曰抑人揚己，大造收拾局面捨我其誰的輿論。清廷與一般官吏的腐朽無能，為人所共知。曾國藩等人不敢公開攻擊朝廷，但對朝廷所重用的頑固派官僚，他們卻肆無忌憚地予以貶抑，如曾國藩就說勝寶“捭闔疑忌，好凌同列，本難與共事”。胡林翼則公然罵勝寶“滿胸忌刻，其志欲統天下之人，其才實不能統一人”，“勝寶當名敗寶”。貶人的目的在於揚己。在自我吹噓上，曾國藩集團更是不遺餘力。如胡林翼吹噓曾國藩“有武侯之勳名”，曾國藩則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胡文忠公遺集·書牘》卷五。俞樾對曾國藩更是竭力吹捧，說他兼有諸葛亮、陸敬輿、範希文、司馬光之長而無其短。輿論造開，自然上聞朝廷。朝中眾臣惑於眾議，以為曾國藩這幫人“偏裨皆可聞朝廷”，紛紛鼓譟於御前。天長日久，物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