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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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併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牆。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鑑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飢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谷千斛，佈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

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脊，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谷，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

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氾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谷及為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谷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谷，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預又言：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雲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