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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策略,設法抵消這一變化帶來的影響。

要想阻止蘇聯人發動一場常規進攻,美國必須設法使他們面臨這一進攻將會激化為核戰爭的風險。如果這一風險沿著某個方向變得越來越大,那麼,蘇聯人在這個方向的前進就會變得越來越慢。美國(和蘇聯一樣)也就更有可能提出和解,因為它們都清楚雙方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

美國和蘇聯在評估自己的策略時,必須以策略的結果而不是行動為依據。另一個有助於思考這一問題的方法是,假設雙方參加一場拍賣,只不過拍賣用的不是美元或盧布,而是發生滅頂之災的機率。到了某一時刻,出價的數字變得越來越高。一方決定就此罷休,而不是進一步使局勢激化最終走向同歸於盡的結局,而同歸於盡的機率為23%。不過,這一方也可能晚了一步,導致會給雙方帶來損失的機率變成了真實的惡果。

在美國和蘇聯的衝突中,出價就是這個衝突激化的機率。雙方出價的時候怎麼溝通取決於這個博弈的規則。不過,單純改變這些規則並不能使邊緣政策變成一個更加安全的博弈。假如美國改變它在大西洋的政策,蘇聯也會改變它的策略,並使它對美國的壓力保持在同一水平。在一個更加安全的世界裡,各國可以採取更加容易使局勢激化的措施。只要威脅是一個機率,蘇聯總是可以調整自己的行動,使這個機率保持不變。

這一結論並不意味著你應該就此放棄,聽任可能爆發核戰爭的風險的存在。要想降低這個風險,你不得不從一個更加根本性的層次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改變這個博弈。哪怕當年的法國和德國貴族改用精確度較低的手槍,也不能保證他們多活幾年。相反,他們不得不修改扔下一隻手套就決鬥的榮譽守則。假如美國和蘇聯抱有同樣的目的,那就修改這個博弈,而不是單單修改這個博弈的法則。

第9章合作與協調

“我們的晚餐並不是來自屠夫、啤酒釀造者或點心師傅的善心,而是源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每個人'只關心他自己的安全、他自己的得益。他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提升他原本沒有想過的另一目標。他透過追求自已的利益,結果也提升了社會的利益,比他一心要提升社會利益還要有效。”

1776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寫下了這段話。從那時起,這段話就成了鼓吹自由市場者耳邊的美妙音樂。人們因此認為,經濟市場的效率意味著政府不要干預個人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的自利嘗試。一些鼓吹自由市場者傾向於將這一主張擴充套件到經濟領域之外,就像伏爾泰小說《老實人》中的龐格羅斯(Pangloss)醫生,宣稱“在這裡每件事都要做到盡善盡美,達到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的極致”。

不幸的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適用範圍相對較小。並不存在什麼普遍假定,說只要每一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麼一切可能出現的世界都會取得最好的結果。即便是在經濟事務這一更窄的範圍內,“看不見的手”這一法則也有一些重要的說明和例外。

博弈論為思考個體之間的社會互動關係提供了一種自然的方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和策略;我們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考察博弈的均衡,其中策略是相互作用的。記住,沒有什麼假定宣稱存在一個均衡一定是好事;我們必須就事論事,分析各種情況的結果究竟是個體對全體的戰爭,還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的極致,抑或落在這兩個極端中間。

為什麼亞當·斯密認為這隻“看不見的手”可能為社會帶來好的經濟結果呢?簡單地說,他的推論過程是這樣的:假如我買了一條麵包,我就在使用一些從社會角度看來有價值的資源——小麥、能源、烤箱提供的服務、勞動,等等——這些資源被用來生產這條麵包。阻止我過度使用這些資源的因素在於這條麵包的價格。我只會在一種情況下買這條麵包:這條麵包在我眼裡的價值超出我必須支付的價格。在一個執行良好的市場,價格等於所有這些資源的成本——除非價格可以抵消麵包師傅的全部成本,否則他不會把這條麵包賣給我,而競爭則使他不能向我多要一點錢。於是,我只會在一種情況下買這條麵包:這條麵包在我眼裡的價值超出這些資源在社會其他人眼裡的成本。這麼一來,這個市場機制就能控制我買更多面包的慾望,使這種慾望維持在恰當的水平。這就好比價格是一種“罰金”,我要為自己使用了這些資源而向社會其他人作出補償。而另一方面,麵包師傅作為社會其他人的代表,則會由於向我提供了我所看重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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