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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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員。作為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平叛中表現出治績，為咸豐帝所倚重；作為通商事務欽差大臣，葉名琛也鎮定自若，頗有“計謀”，為咸豐帝所信賴。事情就壞在這裡。

第八章　外患又來了（2）

1854年春，包令（）繼文翰出任英國駐華公使，根據本國政府的訓令，於4月25日照會葉名琛，要求修約。修約是指修正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和1843年的《中英虎門條約》及其附件。英國提出修約的外交依據是：

一、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第34款：　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

二、1843年《中英虎門條約》第8款：　……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準英人一體均沾，用示平允。�

按照英方的說法，雖然《望廈條約》12年的修約期限至1856年才到期，即便按《中英虎門條約》，也是要到1855年到期，但《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粘”條約，12年的修約期應當從《南京條約》算起，1854年到期。既然英國提出有權在1854年修約，那麼享受最惠國待遇的美國與法國，也有權在這一年提出修約。

這有如連環套，一環扣著一環，可問題的要害在於，按照國際法，中英虎門條約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只是針對“英人”，並不包括政府，更何況修約不應在最惠國待遇之內。對於這些理由，英方緘口不言，清方毫不知曉。葉名琛長期浸於傳統學術，對外部世界並不知曉。他不怕“西夷”的恫嚇，也不願直接引起衝突。他就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後，對付西方使節的辦法有兩個：一是以軍務倥傯為由，拒絕與西方外交官相見。多見面多麻煩，少見面少麻煩；二是對於西方使節各種外交文書，都以最快速度答覆，而且每次都用溫和的語言，對西方的各種要求一律拒絕，早一點結束這種糾纏。此次，他收到包令的長篇照會，依然如舊，對包令提出的各項具體要求一律拒絕；而對修約一事，小心地不作回答；至於包令提出的到廣州城內兩廣總督衙署進行會談一事，葉名琛敏銳地覺察到英方企圖由此實現入城。

於是提出了反建議，在城外仁信棧房會面。�葉名琛的答覆，自然不能讓包令滿意。他於5月11日又一次照會葉名琛，稱其對修約一事“默然不論”尤其不滿，再次強調了他的各項要求，並堅持在廣州城內兩廣總督衙署內進行會談。�由於歷史檔案儲存不全，我們今天已不知道葉名琛對此如何作復的，但當時的局勢已使在廣州的繼續交涉成為泡影。自1849年廣州反入城鬥爭後，徐廣縉、葉名琛從未對西方的要求讓過步，曾任廣州領事的包令，對葉名琛的行事方式可謂知根知底；更何況此時正是廣東紅兵大起義的前夜，廣州城也在風雨中晃動。包令北上了。他準備到上海和天津，繞開葉名琛，另闢與清朝交涉的渠道。葉名琛似乎也掌握了包令北上的情報，1854年5月23日，他在一份奏摺後附了約二百字的夾片，輕描淡寫地彙報了英國等國的修約要求。在這份簡短報告的最後，說了一句充滿自信的話：“臣惟有相機開導，設法羈縻。”�

如果僅僅從葉名琛的報告來看，誰也弄不清楚“修約”是怎麼一回事，更何況對外部毫無知識的咸豐帝，對此似乎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既然葉名琛對此甚有能力且不乏自信，那麼一切都交給他去辦理吧，下發給葉名琛諭旨中，寫了這樣的話：　葉名琛在粵有年，熟悉情況，諒必駕馭得當，無俟諄諄告誡也。�

按照清朝官場用語的習慣，這段話意思是，皇上本人並無定見，葉名琛可全權處理。　1854年6月，包令來到上海，與先前到達的美國公使麥蓮（），向江蘇官員交涉修約一事。咸豐帝得知這一訊息，下旨江蘇官員，讓英、美公使南下，一切與葉名琛商談辦理。在咸豐帝的心中，葉是辦理外交的最佳人選。　1854年8月，英、美、法三國公使在香港舉行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動。他們一致認為若與強硬的葉名琛交涉，決不可能有任何進展，於是聯合行動，再次北上。9月，三國公使到達上海，要求修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看出三國決不會善罷甘休，而葉名琛已與三國公使勢同水火；更見此一時期三國外交官紛紛前往鎮江、南京，恐已與太平天國暗通款曲；遂向咸豐帝提議，“可否欽派重臣會同兩廣總督妥為查辦”，其意是削去葉名琛辦理外交之權，結果遭到咸豐帝的嚴詞駁斥。�

1854年10月，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