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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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三國代表到達天津海河口外。經過一番交涉，英方向清政府正式提交了修約要求18條，美方亦提出修約要求11條。�

從內容來看，已不是望廈條約中的“量為變通”，而是另訂新約了。咸豐帝本來就對西洋事務不甚明瞭，看到這些密密麻麻的要求更難弄清其中的真意，遂下旨：除在三項枝節問題上可到廣東與葉名琛繼續商辦外，其餘堅予拒絕。�此時英、法兩國正與俄國進行克里米亞戰爭，無力東顧，美國官員見太平天國勢強，清廷可能垮臺，主張再觀望一段時間。三國代表在北方轉了一大圈，毫無收穫，不得不南下香港。但他們都沒有去找葉名琛繼續交涉修約之事。三國第一次修約活動失敗了。葉名琛費盡心力與圍城的紅兵交戰之際，突然想起北上的“西夷”。這些隆鼻凹眼的“醜類”肯定在極力詆譭我，殊不知在“天朝”裡，“夷人”的咒罵就是對我的讚揚。話雖如此說，但到底放心不下。11月18日，葉氏上奏：　該夷酋等（指三國代表）如果徑抵天津，無論要求者何事，應請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羈縻，以期仰慰聖廑。�

第八章　外患又來了（3）

這段話的口氣很大，請皇上將一切都交給奴才來辦吧。此奏上呈後不久，葉名琛收到咸豐帝先前的諭旨，一切仍交給他處理。皇帝的信任增加了葉氏的信心，這些“夷人”想繞過我與朝廷打交道，連門都沒有！葉名琛的自信並沒有能維持多久。12月7日，在紅兵圍攻廣州甚急之際，他給包令發了一份照會，最後有一句話：“惟得悉貴國兵艦此刻亦泊省河護衛，為此照會貴公使，通力剿匪。”�

不管葉名琛發此照會的動機是什麼，包令卻看出其中有可乘之機，一面照會葉名琛表示英國的中立態度，一面乘軍艦直入珠江，來到廣州城外，要求到城內總督衙署會談。又是入城。反入城是葉名琛起家之本，他決不會答應包令入城商議的要求。於是，他派了兩名知縣與包令交涉，會面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讓步，過了近一個月，廣州局勢緩和，包令也自覺無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葉名琛突然發現去年咸豐帝給他的酌量變通三條的諭旨，既沒有執行，也沒有報告，於是他上了一道長達四千字的奏摺，詳細分析情況，提議將咸豐帝已同意商辦的三條也一一推翻。咸豐帝看到這份奏摺後，十分感慨，硃批道：　覽卿所奏各夷情狀，實屬明晰，亦能善體朕意，示以鎮靜，不但杜其無厭之求，並免另生不測，以致擾亂大局。卿其永勵斯志，忍待軍務悉平，彼時餉裕氣復，朕斷不任其狡獪嘗試，時存窺測。�

每一個時期都有其特定的語言習慣，歷史學家應當切入那時的語境。如從當時的語言習慣、尤其是皇帝用語習慣來看，咸豐帝的硃批，有著四層意思：一是讚揚葉名琛對外強硬的態度；二是要求對外強硬的態度不能發展到中外決裂，不能“擾亂”鎮壓太平天國的“大局”，因此要求葉名琛還需“忍”一下；三是批准了葉名琛的建議；第四點最有意思，即“彼時餉裕氣復，朕斷不任其狡獪嘗試，時存窺測”，這實際是咸豐帝對其去年允諾商辦三條的自我辯護（已經認識到不應當讓步），這可看作咸豐帝婉轉地向葉名琛作檢討！　1856年，《中美望廈條約》已到12年，美國駐華委員伯駕（）聯絡英、法，再次向葉名琛提出修約，被拒絕後，又提議北上。英國公使包令認為此舉不過是白費力氣，拒絕同往；法國公使因尚未奉到政府訓令，只是在外交上予以支援。結果第二次北上修約，成為美國的單獨行動。葉名琛得知伯駕北上後，立即上奏咸豐帝，要求不論三國公使行抵何省，如有交涉事件，仍令其回廣東“聽候查辦”，而他本人將“堅持定約”，“設法鉗制”。咸豐帝因太平軍擊破江南、江北大營，正處於鼎盛時期，口氣軟了下來，令葉名琛“可擇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奏明候旨，以示羈縻”，並告各省，對外交涉事件歸葉名琛辦理。�

葉名琛收到此諭，心裡十分清楚，稍為變通的方法不會使英、法、美三國代表滿意，反會讓這些得寸進尺的“夷人”掀起更大的波瀾。於是，他仍舊我行我素，不作任何退讓。從後來的歷史可以看出，“修約”是英、法、美侵略中國的重要步驟，它們必然會使用一切手段來達到此目的。就在美國全權委員伯駕北上交涉之時，包令正在香港向倫敦要求炮艦。他的結論是，若要實現修約，“一支代表締約國各自國家的威武艦隊，應於明年五六月間會同於北直隸灣（指渤海灣）”。�

包令在這裡不僅要求戰爭，而且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