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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更加準確的“危險”、“致命”。當回答正式的、針對專門裝置的癱瘓與我是否料想到“和平”號上會有這麼多問題的提問時，我模稜兩可地說前線的生活總是艱苦的，我料想到會這樣。另一方面，我評論說，癱瘓的頻率與它們的嚴重性是我沒有完全想到的。
儘管我想誠實地回答，我仍在答覆中使用圓滑的外交手段。我能在返回後告訴美國宇航局一群封閉的安全專家所有的細節。我對有線新聞電視網卻調整評論的基調，主要是因為我知道我的家人和邁克的家人都可能在收看。我不想讓他們擔心。
瓦西里·齊巴列耶夫善於控制他在面談中的回答。他會對地球方面怎樣處理和安排我們的工作表示出明顯的困惑，有時候，對我們能否繼續留守空間站，或者甚至我們能否活下去有明顯的擔心，在與莫斯科的通訊中，他會衝著主管者們大喊，告訴他們他的意見。下一瞬間，這次是回答一個採訪者關於“和平”號上狀況的問題和在船員中進行的持續癱瘓的可能性的調查，瓦西里會微笑著回答：“哦，就像您所看見的，我活著並且感覺不錯。很明顯，您在誇大“和平”號上的困難——這裡真的非常好。”
我並不想責備瓦西里不太誠實的回答。他知道，俄羅斯的太空計劃就是“和平”號，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美國，對其效用的正面的公共認知，對“和平”號的生存都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只是在服從命令。他也是在保護他那由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填寫的報告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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