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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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俄羅斯主管者們堅持說抗凍機的煙霧無害。我們懷疑他們的評估。我最後告知在莫斯科的美國代表團，考慮到乙烯乙二醇的有毒影響，希望進行一次徹底的醫療檢查。一個星期之後，湯姆·馬什本我的飛行外科醫生，回覆我一個簡短的報告。他聲稱如果攝入，乙烯乙二醇確實是有劇毒的，但是在工作區8小時直接接觸其煙霧的實驗中，沒有發現值得引起注意的嚴重的健康問題。這是他所能發現的，但他會讓一些毒氣專家作進一步調查。

由於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呼吸都會影響長期健康，我們都很苦惱。我們懂得長期的但間接的低度威脅會比敏銳的高風險的事件更令人不安。一個人可以迎面抵抗一個劇烈的危險，不管成功或失敗，然後跨過去。但是我們對於煙霧並沒有這樣的終止點。我們感到自己不設防。“我們能在這樣的煙霧裡平安地呼吸多久，傑瑞醫生？”瓦西里會問。“您不能給我們些什麼來保護自己，一些藥？”薩沙會要求。我知道克服暴露在有毒物質下產生的影響的惟一方法是限制暴露在那種物質下的時間和離開那個受汙染的環境。但我們被困住了。沒有地方可去，沒有哪扇窗可以開啟。我們惟一的選擇是停止汙染環境。

瓦西里和我有一次確實離開過，在任務接近結束時，進行了5個小時的太空行走。我們呼吸著宇航服提供的新鮮氧氣。在行走結束，我們脫下宇航服的那一刻，我們都為“和平”號上的煙霧氣味如此之重而震驚。我們只是站在那裡彼此對視，不想呼吸。我們的嗅覺很明顯已經被長期的暴露而扼殺了。“和平”號聞上去像一個加油站，那裡不僅是有人灑了幾滴汽油，而是被人舉著皮管向人行道上噴射。

瓦西里受夠了。他與地球方面爭論，冷卻系統已經像我們希望的那樣穩定，我們不想再往管子裡重新施壓，或者至少幾天內不想再幹。他的要求被置之不理。當他問到船上是否還有任何多餘的空氣過濾器可以用來替換空氣清潔裝置中早已飽和失效的過濾器時，答覆是“沒有，沒有剩餘”。

實際上，有一個剩餘。這個剩餘是在飛船去太空對接的前一天，宇航員將帶著一個能夠測試空氣中的乙烯乙二醇濃度的嗅探裝置，在地面時“發現”的。那時，就在地球方面讓瓦西里替換過濾器時，他的臉色氣得發青。幾個月以來，我們三個在煙霧中呼吸都沒有什麼問題，但新來的美國飛船船員卻不能受這個牽連。

我們的工作在繼續。一旦發現並且堵上一個新的漏洞，我們就要給這個管道加壓。管子顯然承受不住這種壓力，其他部分會從另一個漏洞噴射出來。更多的抗凍劑會注入空氣中，眼球會再鼓起來，咳嗽聲會再一次充滿空間站。

我們繼續整天整夜地戴著過濾面具，但我們的健康狀況不出所料地越來越糟。作為“和平”號的指揮者，瓦西里反覆告知莫斯科的任務主管者們，我們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健康，強烈感到我們應該中止這個危險的工作。地面繼續斷言空氣良好；船員們繼續擔心。

地面上的俄羅斯醫生們嘗試著新手段。他們安慰瓦西里他在船上有一個非常好的美國醫生，能夠照顧他。但想讓我幹什麼？我對莫斯科寬慰人心的最後伎倆十分反感，並告訴瓦西里我沒有任何辦法來幫助我們中的任何人。當地面上的醫生建議服用更多的維生素，飲用更多的奶製品來中和吸入的化學物質時，我知道他們對這個問題也沒有真正的解決方法。

瓦西里對地球方面的不滿變得顯而易見，不時地失去冷靜，透過無線電向他們吼叫。儘管船員間的關係不錯，船員與地面間的關係令人沮喪。我後來知道，在這段時間裡，地球上的心理學家整天想著各種有關船員關係的計劃，甚至到了說我們彼此到吵架的地步。顯然這與實際相差甚遠。讓瓦西里厭煩的是地球方面，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的主管者，那些似乎不能瞭解我們工作的努力程度，不知道我們整天沒有多餘的一分鐘來做其他事情的人們。

莫斯科的醫療支援部隊，這次抓住了些細枝末節，建議進行一次血液測試來看看我們是否對煙霧有什麼生理反應。我們有一個血液分析器可以判定20個血液指數的情況。醫生們命令我抽血，分析血樣，然後打電話告訴測試的結果。

在20個指數測試中，只有幾個看起來有關——幾個反映肝臟和腎臟功能的。我知道，只有在專門的實驗室裡進行的更加精確的實驗才可靠，舉例來說，膽固醇水平不顯示任何與乙烯乙二醇煙霧相關的症狀。但是我也意識到，如果試驗的結果反應陰性，能夠緩解瓦西里和薩沙的心理壓力。因為我不想阻撓這個可能的用處，我進行了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