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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絲毫沒有放心。他壓制住怒火,決定在與我進行再次交談之後再對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關於我們血液測試結果的評價作出評論。通訊結束了,他平靜地關機,然後找到我。
我告訴他,是的,我絕對肯定,20個值中有10個不正常。然後我安慰他,我肯定那10個不反映正常情況的值,只是測試裝置的毛病。
在下一次通話中,瓦西里不再剋制。他告訴他們,利寧傑博士,特別強調博士頭銜,說測試值不正常,並且如果我們有那樣的血液值,我們都已死掉。在整整六分鐘的通話中,他衝地面吼叫,咆哮,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通話的最後,等到心理有些平靜了,地面承認說,是的,20個值裡確實有10個不正常。但地面主管者們仍舊堅持含糊其詞地說,儘管血液測試是這樣,他們仍覺得乙烯乙二醇的煙霧不是個問題。
從那一刻起,我們船員不再完全相信莫斯科任務主管者告訴我們的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反對他們。我們會遵守他們的指示——無論如何,這不是叛變——但我們總要懷疑他們的意圖。地面懷疑的不幸後果是船員內部團結的加強。我們變得更加親密;儘管地面心理學家不斷猜測,船員任何憤怒的表達,任何沮喪的發洩,都不是因彼此間的摩擦而產生,而是被地面試圖強加給我們的主人…奴隸之間的關係而激化。
我們作為船員團結一致,擺脫地面的俄羅斯主管者的一個例子是,我的同伴告訴我他們所有的醫療需要都會完全依靠我。不僅如此,他們要求我不要與莫斯科討論任何的醫療結果。他們希望所有事都在我們之間私下進行。所謂的與地面的私人醫務會談絕不是私人的,他們提醒我。實際上,他們說在這些想像的我自己與莫斯科醫務人員的單獨對話中,每個人都在聽著並想抓住船員的話柄。我當然早知道事情會是這樣的。我在決定將什麼事告訴地球方面時,總是非常謹慎。
我逐漸意識到,對於在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的人來說,空間站的持續存在是壓倒一切的——比空間站上成員的健康更重要。他們的信條是要不惜一切代價讓“和平”號存在下去,我們必須執行所有的命令,所有的決定都由他們來作。他們不期待從我們這裡得到任何資訊。船員與地面之間的信任徹底崩潰了。我們覺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隔絕,更加孤立。
隨著信任無可挽回地破裂,瓦西里在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的眼中,但絕不是在船員的眼中,開始變成越來越有問題的指揮者。換句話說,他不會在莫斯科強加給所有的“和平”號船員的主僕關係中被動地扮演奴隸的角色。當他認為任務控制中心在他的飛船上叫我們忍受一種危險的環境或執行一項不安全的任務時,瓦西里開始在無線電通訊中質疑命令,公開反對。
應當承認,瓦西里承受著壓力。我開始扮演一個精神病學家,讓他在對我的信賴關係中,發洩被壓抑的憤怒。我不能全心去聽,不是因為他說的沒有意義,恰恰是因為他說的許多話都是正確的。我害怕自己也會加入他消沉的心理狀態中。
但在這樣極端孤立與困難的工作條件下,時刻被地面上的“支援”者嘲弄,他們,像那頭銜所指,應該是支援你,而不是責備你的。瓦西里在與地面主管者打交道時變得易怒,隨時會失控。但他並不多疑,薩沙與我也不是。他討論的問題與提出的反對都是正當的——即使莫斯科連聽都不願聽。
我離開空間站不到一個月,瓦西里斷然拒絕進行太空行走,因為他覺得不恰當,且自己沒有受過訓練。他知道自己的極限。他的任期僅剩為數不多的幾天,為什麼不坐等在星城訓練場反覆練習過太空行走步伐的新成員的到來?地球方面公開地批評他,斥責他,真的。在壓力之下,瓦西里的心跳開始不規則。然後他被宣佈健康狀況不合格。地面上的俄羅斯醫生催促他更多地服用“專門藥品”,伏特加酒與白蘭地。使用安眠藥,使用鎮靜劑。他們用不適合瓦西里的方法來使他平靜。
在莫斯科任務控制中心首席飛行指揮官的辦公室裡,有一張海報,畫著與“和平”號空間站之間類似操縱木偶的連線。這生動地顯示了俄羅斯的飛行指揮官如何看待他與船員的關係。
在我的飛船旅行中,我曾經親眼目睹了地面與宇航員之間的職業工作關係能夠多麼富有成效。任務有所進展。團隊工作成了所有關鍵性行動的中心環節。而當我在“和平”號上,我卻看見了那麼糟糕的、毀壞性的、反效果的,操縱木偶似的關係是怎樣的。在我與俄羅斯人相處的所有經歷中,俄羅斯飛行指揮官對其太空中的宇航員所表現出的明顯的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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