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萬九千五百斤，油七萬九千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萬頭。英宗以後諸帝更是貪財好貨，掠奪無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經常支絀，以致“朝廷未嘗有一日之儲”。元朝統治者要彌補虧空，只有加重稅收，濫發紙幣，而人民所受的剝削也愈重。

眾所周知元代時鈔法大興，中統、至正、至大等鈔均是通貨，又加上濫發鈔票也就是不顧市場需求量而印鈔票；除此以外，因為濫加賞賜，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只好動用鈔本（用來穩定幣價的，也就是說百姓可拿著鈔票去兌換等量足值的金銀銅等本位貨幣，沒有鈔本就無法保證幣值穩定），造成幣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貨膨脹嚴重。

元朝末期，貪汙剝削愈來愈嚴重。政府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吏斂括&nbsp；的花樣無奇不有。“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nbsp；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甚至連肅政廉訪官吏也是“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稱銀，殆同市道”。到了元順帝（元惠宗）時，一切**現象達到極點，蒙古貴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貪汙，地主豪強的專橫，與日俱增。以順帝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元朝的統治已經走上了崩潰的道路。

和殘酷的貪汙剝削平行，又接連出現嚴重的天災。元統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饑民達四十餘萬。二年江浙被災，饑民多至五十九萬，至元（後）三年（1337年），江浙又災，饑民四十餘萬。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連決三次，饑民遍野。在天災**的迫害下，農民成群地離開土地，武裝起義相繼而起。

元朝初年，政府曾屢次命令地主減租，以後這種禁令也廢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nbsp；年），又下令在兩淮、江南“核實田畝”，但地主買通官府，&nbsp；隱匿田產，而官吏又欲藉此以“多括為功”，結果把兩淮地區由農民耕作的沙鹼土地，也作熟地充數。“苛急煩擾”，民不堪命，就在此時。激起了江西等地農民反對括田增租的鬥爭。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趙醜廝、郭菩薩的起義，提出了“彌勒佛當有天下”的口號，揭開了元末農民起義的序幕。順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的起義，稱“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義，棒胡燒香聚眾，起義者“舉彌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義，起義農民五千餘人。“背心皆書佛字”。到了至正初。&nbsp；小規模起義、暴動已遍及全國，僅京南一帶的起義即達三百餘起。＇8＇舉行起義的農民多是漢人、南人，因此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南人更加仇視。元丞相伯顏等人曾提出了要殺絕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的主張，同時又重申漢人不得執兵器。不得執寸鐵。並且下今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等。這些禁令的實施。更激發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統治者的各種各樣的民謠到處傳播。劉福通以“貧極江南，富跨塞北”為號召。當時有人說：“塔兒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翁”。又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這些民謠都強烈地反映了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總爆發，而更主要是階級矛盾。“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於黃河災區的一個民謠。到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為挑動黃河，天下反了。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書賈魯發汴梁、大名等十三路農民共十五萬人修治黃河，同時又派兵沿黃河鎮壓。就是這些黃河工地上服役的農民，點燃了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線。紅巾起義爆發以後，一時“貧者從亂如歸”，不出數月，黃河長江兩淮之間，到處揭起起義的旗幟。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穎州，領導人是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同年五月，劉福通率領農民軍攻下潁州。劉福通長期以來即以白蓮教組織農民進行反元鬥爭。他最初在永年推韓山童為首，稱韓為宋徽宗八世孫，“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不料事機洩露，韓山童被捕，其子韓林兒逃至武安，福通即來潁州，攻下朱皋，在朱皋開倉賑濟貧民，“從者數十萬”。以後又相繼佔領羅山、真陽、確山、汝寧、息州、光州等地。八月，徐壽輝、彭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