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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蘄州。彭瑩玉是袁州“莊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為人治病,袁州百姓“事之如神”。他長期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至元四年(1338年)起義失敗,逃匿淮西,淮民“爭庇之”。至此彭瑩玉又推布販徐壽輝為首,在蘄、黃起義,建元治平,國號天完,很快便佔領了武昌、安陸、沔陽、江州、饒州各地。這兩支農民軍頭裹紅巾,稱為紅巾軍或紅軍,他們都信奉彌勒佛,燒香聚眾,又稱“香軍”。此外,以紅軍為號的還有蕭縣芝麻李、南陽布王三、荊樊孟海馬、濠州郭子興,“兩淮、豐、沛、許、汝、荊、漢”的農民都起來響應。紅巾軍的基本群眾都是貧苦的農民。元末文人葉子奇說當時“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明太祖朱元璋也說濠州地區,“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兇者萬餘人”。農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元末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矛盾激化。但蒙古統治者的殘酷的民族壓迫也是重要原因。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順帝聽信奸臣讒言,把脫脫解職,脫脫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紅巾軍,劉福通的聲勢日盛。至正十五年(1355年)劉福通擁立韓林兒在亳州稱帝,改元龍鳳,國號大宋,史稱“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的領導。 ;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分兵三路伐元。東路由毛貴率領,掃蕩了山東、河北等地的元軍,直抵柳林、棗莊,離大都不過百餘里。在大都(今中國北京)的蒙古貴族都紛紛建議北逃。但紅巾軍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軍的阻擊,又撤回山東。中路由關先生、破頭潘等率領。攻絳州,入保定路,折經大同,直趨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二月,這支起義軍攻佔了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附近),燒燬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宮闕,旋即轉戰遼東各地,並兩度攻入高麗(今朝鮮)。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領, ;由荊州、樊城出武關,進攻長安(今陝西西安)。李喜喜入四川。餘部又攻佔了甘肅、寧夏等地。 ;與三路進軍同時。劉福通也攻佔汴梁,並以汴梁為都,於是“造宮闕,易正朔。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正如紅巾軍檄文所說:“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逾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紅巾軍的反元鬥爭至此已達到**。以毛貴為首的紅巾軍在山東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糧分與貧民,凡無罪而被掠者一律放還。“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又立“賓興院”羅致人才。為了解除紅巾軍的威脅,元朝政府曾下令要把漢人一概捕殺,並把“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後來看到漢族地主也敵視紅巾軍,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鎮壓紅巾軍的人都給以萬戶、千戶、百戶的爵賞。元朝政府還賜方國珍、張士誠龍衣、御酒,給以官號,收買他們為蒙古統治者效力。方國珍、張士誠接受了元朝的官號,轉而與紅巾軍為敵。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起兵進攻紅巾軍,“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同年,答失八都魯也“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襲擊毫州。答失八都魯的軍隊於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劉福通殲滅,但察罕帖木兒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援,軍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兒以兵分鎮關陝、荊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山, ;成為紅巾軍最兇惡的敵人。漢族地主階級在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一部分人始終對蒙元效忠,堅決與農民為敵。他們要“竭忠以報國家”。另一部分人則不願做蒙古人的奴才,結寨自保,觀變待機。也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農民軍,這是由於漢族地主與蒙古統治者之間還存在著尖銳民族矛盾,有的人則是迫於農民軍的威力。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逐漸處於不利的形勢。北伐的三路大軍在事前並無精密的佈置,軍令既不統一,彼此間也缺乏聯絡。關先生、破頭潘和李喜喜的軍隊始終在各地流動作戰,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前方勝利,後方又遭到敵人的攻擊。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佔汴梁,韓林兒、劉福通撤兵走安豐。這時,駐守山東的毛貴被部屬趙君用所殺,察罕帖木兒乘機進迫山東,山東各城亦被察罕帖木兒佔領。山東一失,安豐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圍安豐,城破,劉福通遇難犧牲。劉福通、韓林兒領導的紅巾軍雖然失敗,但是在反元鬥爭中,前後十三年,大小數百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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