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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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地的脫產幹部每月17斤地瓜幹也很低了，也吃不飽，那點定量又怎能解決我們全家的問題？他們明確表示，不希望佔我們的“便宜”，不忍心讓中央下放幹部跟他們一樣捱餓。後來我又親自去了，當面向他們表示要與他們同吃，有難同當，不怕捱餓。這位主婦聽了之後，感到很為難，也沒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讓我到廚房去看看。我看灶臺上是一隻缺了口的破鐵鍋，旁邊有個類似沙鍋的瓦罐。她說：現在不只是沒糧食吃，沒柴燒，連口像樣的鍋都沒有了。家裡原來的鐵鍋，大鍊鋼鐵時被搶去砸了，以後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夥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飯吃。可是鍋沒了，沒錢買鍋，也買不到，只好用這口破鐵鍋先對付著，說到這，她傷心地哭了。大隊書記郭玉田說，現在幾乎是家家戶戶都缺鍋，供銷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鍋，最小也是“三印”的，家庭用的飯鍋（五印的）沒有貨，這是公共食堂解散後出現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大難題。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後就再沒提和他們一起吃飯的事了。

談到公共食堂問題，社員普遍對它沒有好感。有的說“早就該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還死不了那麼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躍進、大鍊鋼鐵，他家的鍋被搶去砸了的情景時說：“我們全家男女老少，傷心極了，大哭一場，打那以後，就沒吃上一頓像樣的飯。”當聽說中央《緊急指示信》中，還有一條規定“要辦好公共食堂”時，他們心有餘悸，膽戰心驚，生怕再辦。看來，公共食堂剝奪了農民吃飯權，大傷農民的心，沒有一個人說它是好的。他們列舉公共食堂的罪狀，實際上是控訴！

他們對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為我不久前在農村吃過幾個月的公共食堂。1958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們在河北省徐水縣和寧津縣（後來劃歸山東省）搞人民公社調查，那時也搞“三同”。我們都在生產隊食堂吃飯，每天交一斤糧票、兩毛錢，農民在食堂吃飯不要錢。那時有些領導的確昏了頭，報上宣傳水稻畝產上萬斤，十幾萬、幾十萬斤，糧食多得不得了，連毛主席都說吃不了怎麼辦？於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開肚皮吃飽飯”，甚至秋收時地裡的糧食也不收了，損失浪費十分嚴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莢裂掉在地裡爛掉。後來又提出了減少種植面積。少種、高產、多收，實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種糧食）。那時因為剛開始吃公共食堂，糧食問題還沒有暴露出來，還能夠吃飽肚子，不至於捱餓。即使如此，如果讓農民講真心話，他們對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滿意的，打心眼裡不贊成。可是，官方的宣傳機器卻把公共食堂說得那麼優越，那麼好，硬是把它強加在農民頭上，說是農民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說公共食堂怎麼怎麼好。一句話，說它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共產主義萌芽、“誰反對，誰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誰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進行批判，甚至鬥爭”。我記得那時有一位社員說了一句：“大鍋飯就是不如小鍋飯好吃。”人家批鬥他說：“這是資本主義思想。”他不服氣爭辯說：“這是事實，不信你試試看，小籠包子和大籠包子哪個好吃？大鍋麵條和小鍋麵條哪個好吃？大鍋炒的菜和小鍋炒的菜哪個好吃？”他逼著一些人當場回答。等了好一會，沒有人回答。這時一位年輕人站出來喊：“大籠包子好吃！大鍋麵條好吃！大鍋炒菜好吃！”有的質問說：“聽到了沒有，這是大家的意見，怎麼，你還不服氣嗎？‘一大二公’，“大”就是社會主義的，大就可以放開肚皮吃飽飯……”有人對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問我，你說大鍋飯好吃，還是小鍋飯好吃？我說：“你們說哪個好吃？那是你們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裡還得吃我們的小鍋飯。”

剛開始辦食堂時，儘管大鍋飯不好吃，但還都能管飽。不僅食堂管飽、隨便吃，有的還把飯打回去餵豬、喂貓、餵狗，浪費極大。可是這種情況沒有維持多久，進入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為糧食供應出了問題，對此人們沒有思想準備，再加上廬山會議整了敢於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反映真實情況、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上上下下大批“右傾機會主義”。人們再不敢反映真實情況，不敢講真話，都在閉著眼睛，餓著肚子為公共食堂、為社會主義優越性大唱讚歌。以至到了1960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一些地方發生了由於吃不飽飯、營養不良、大批農民被餓死的情況。

我剛到西馬小隊時，正是死人的高峰期。這個40多戶人家的小村莊，差不多一個星期就死一兩個人，情況十分緊張，今天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