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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類似的電視節目,使用類似的語言,講述類似的故事……以最低成本追逐表演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全國人民競相模仿,不管高官還是百姓,一旦面對攝像機就立即進入角色,原本說了一半的話立即吞回去,開始唱歌。
科學追求簡單,計算出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並以試驗得出最佳結論。科技主義之下具有極高的勞動生產率,泰羅制,福特汽車……機器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人性的魅力越來越少。希臘、羅馬發展起來的科學、哲學、藝術……只有科學一枝獨秀,主宰了人類。其他各方面的發展相對滯後,甚至停滯、倒退。科學變成謀生的手段。
今天,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而思想卻相對滯後,並已大大落後於技術。每天拼命工作,耗費能源、耗費時間、耗費金錢、耗費精力……可是每天包圍我們的科技產品中,有哪些才是生命必需的?我們每天奮鬥,離人類、離自己越來越遠。
過去寫論文、發表文章、出書,都是按照字數計酬的,現在網路技術,Google一下,可以輕而易舉地複製、貼上、連結……要多少字,有多少字。
新聞時代的舊事(35)
出版社已不再以文章的長短為計酬標準,因為一個人可以瞬間組合出天文數字的鴻篇鉅製。那些原創、自主、不可替代,有“思想”的“人”的勞動日益罕見,出版社已經開始以是否具有獨立思想作為計酬標準。
《一個人的遠行》作者之一,中國佛教博物館常務副館長圓持大和尚說:“中國政治一流,中國經濟三流,中國文化不入流……有朝一日,中國不入流的文化拖垮中國的三流經濟,擾亂中國的一流政治。”大和尚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心中有佛,口無遮攔。說的有沒有道理,太有了!一個人如果只追求經濟利益,不計藝術、哲學、宗教,那麼,不管多強大的經濟都不堪一擊,都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損傷。
片面追求經濟利益,“黑貓”、“白貓”就會超越法律。如果出於合同不嚴密、商務環境變換、自然和客觀變化、戰亂等不可抗力,即使失敗,那也叫不成功的生意。如果事先設局、挖坑、拴套,欺騙合作方和消費者,到銀行惡意貸款,搞財富大搬運,擔山趕月,然後人間蒸發,那就不叫“商業運作”,而是經濟犯罪,就是逃到天邊也要被人繩之以法。
那天電視上介紹今年的北京國際汽車展,說有幾個東北老哥,要看本特利。可能賣車小姐以貌取人,說這個車很貴,不買不能進去看。當即,天雷勾動地火,惹惱幾位東北太君:“說他媽什麼呢說!我他媽連你都買了!”最後買走8輛本特利,浩浩蕩蕩開回東北。你說,人家買不買車,都不該傲物輕人,怎麼能說不買別看;買車就買車,幹嗎“連你一塊兒買了”,這是什麼事兒?
司馬南點評說,是幾個開礦的煤老闆。但買賣雙方肯定都比我有錢,英國高科技本特利的黑烤漆,折射了經濟強人五彩人生。文化相當於人類細胞,基因壞了,不僅身體的各部分會生病,還會遺傳下一代,生出來肯定是歪瓜裂棗。基因壞了,克隆出來的基因也還是壞基因。
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必須有三力
說到《世界是平的》,這本書的作者叫托馬斯·弗裡德曼,曾經是《紐約時報》駐中東記者,按照中國的習慣,絕對是“戰地記者”。1988年寫了《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講的是中東戰爭和以色列,1998年寫了《凌志汽車和橄欖樹》,2004年寫了《世界是平的》。
人的好想法不是在家裡吃飯、睡覺、做大夢產生的,好多哲學家都喜歡生活“在路上”。
一個人在路上是從內到外的主客觀態勢,如果有人給你安排行程,給你開車,給你訂房子,給你安排大餐,給你當翻譯……你就不是人在旅途了,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這時你不是思想者,不是行者,而是領導下鄉,視察參觀了。
托馬斯·弗裡德曼是猶太人,最初被《紐約時報》派駐黎巴嫩的貝魯特。在那個年代,貝魯特就是“戰爭”和“人間地獄”的代名詞。他親歷了阿薩德總統鎮壓敘利亞異見教派、“哈瑪規則”,也經歷了1982年沙龍襲擊貝魯特。年齡漸長,長期在戰亂地區,該換換了,於是《紐約時報》把他調往以色列。而他自己開著車沿地中海東岸,從北向南開。
貝魯特當時等同人間地獄,耶路撒冷的含義是“和平之城”。穿過邊界,以色列士兵檢查他的行李時,有個網球從車廂裡跳出來,順著地勢滾回黎巴嫩。進入以色列,他繼續朝前開,發現公路右手出現提示牌—“前面海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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