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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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目標其實有點冒進，因為當時的保險行業是“三無”——無機構、無人員、無辦公用房。連人保總公司都人手缺乏，多方設法動員歸隊的“老保險”只有兩三人，不得已還從江蘇、上海借調幾名“老保險”才算開張；辦公地點落腳於北京西城區西交民巷22號，在那裡直到1986年，阜成門的新大樓落成。

思想的禁錮被打破之後，中國社會到處萌發出勃勃生機，保險行業亦不例外。

1980年1月1日清晨，《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迎接大有作為的年代》刊發在各大報紙頭條。“這是我們乘風破浪的年代，大有作為的年代。”昂揚有力的措辭彷彿是第一縷照進人們心裡的“80年代”的曙光。

就在這一天，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式復業，停辦了12年的上海國內保險業就此重獲新生。上海保險復業的起點——圓明園路34號4樓，見證了那些重獲生機的日子。

“最早的那幾年，分公司約摸20幾個人擠在一間20平米的房間裡辦公”，時任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經理魏原傑曾經回憶。沒有沙發、更沒有打字機，就連籌備初期的幾張辦公桌都是歸隊“老保險”從原單位帶來的，“完全是白手起家”。

實際上，恢復的速度比預想的快得多。

1979年11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市保險公司黃浦區辦事處辦理了上海復業之後的第一張保單——上海港務局港內駁船運輸公司投保的一份國內貨物運輸險。這份保險約定從1980年1月1日起生效，合同期1年。這筆保單的背後並非是“市場”，而是一位善用關係，剛剛歸隊的“老保險”找到在港務局上班的“發小兒”，才迅速“搞定”的。

1980年1月3日的《解放日報》刊發了上海國內保險復業的工作報道。根據報道，當時恢復辦理的業務有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機動車輛保險、國內貨物運輸保險及船舶保險5個財險險種。並且在1979年12月25日以前，“已經預先辦好手續的就有267個單位，保險金額達11億元，保費收入達274萬元”，引領全國風氣之先。

到1980年底，當時除西藏、臺灣以外的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恢復了保險公司分支機構。各級機構總數達到311個，專職保險幹部已有3423人。

此時的保險都是各自為政。

人事級別上，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直接隸屬於中國人民銀行，為局級專業公司。而各地保險公司相當於當地人民銀行“處一級企業單位”，尚達不到“局級”。多年以後，地方的保險公司才升格成為所謂的“局級單位”。（3）

職位分配上，保險公司省（市）分公司經理可由人民銀行省（市）分行的一位副行長兼任，副經理應配備處長或者副處長級幹部擔任。各分、支公司內部可以根據業務和人員編制情況，分設若干科（股）。管理體制上，基本沿襲20世紀50年代的總、分、支公司的垂直領導模式。活脫脫一個行政機關！

1982年12月，國務院批准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章程》，同時成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董事會、監事會。頗有戲劇色彩的是，這一市場化的公司治理結構並非出於市場本意，而是“對外交流的需要”，其實質依然是計劃的要求。因為對外需要才成立公司董事會，這在中國國營公司治理變遷歷史中也是值得書寫一筆的趣事。

翌年7月28日，人保在北京召開董事會和監事會成立大會，宣佈了公司章程。其第一條規定：“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營企業，是經營保險業務的專業公司。”第四條規定：“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資本金為人民幣5億元。”

5億元資本，成為1978年之後中國保險行業的資本原點。

“資本”和“資本金”首度出現在復業後的國內保險行業。而資本，以及背後的資本大鱷們未來將成為決定中國保險行業走向的決定力量之一。

1984年12月，人保迎來新“當家”。

於香港創立中國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4）的秦道夫被調回北京，擔任人保的總經理，至1990年卸任。而卸任之後，秦還擔任過中國第一部《保險法》起草小組組長。

人保改為公司制之後，上收了部分權力。但是轉軌時期，中國經濟“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保險行業也沒能例外於這一悖論。弊端逐漸顯露，例如總公司統收統支、統一核算、統一交稅，對分支公司管得過多，統得過死；地方各級保險公司的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