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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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互不掛鉤，不負盈虧責任，不擔風險；分配上又存在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

國有企業體制病該有的，人保也都有。

改革這些弊端，當時最為流行做法便是“放權讓利”，搞承包，保險行業也祭出了類似的絕招。

1984年12月，人保召開了全國保險工作會議，歷時9天，透過了“放權讓利”方案。核心的內容包括“兩改進”、“四下放”。

“兩改進”中，首先改進了核算管理辦法，總公司和分公司實行兩級核算，自負盈虧。總公司以前積累的保險準備金，也按照1984年的業務量，按比例“分家”給各個分公司；第二改進了利潤留成辦法，利潤留成比例由5％提高至7％。

“四下放”中，第一下放了業務經營自主權，分公司可以自己開發產品；第二下放幹部管理權，總公司只管省一級；第三下放了自有資金運用權；第四下放了財務費用管理權。

“放權讓利”之後，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人保深圳分公司，成為人保系統內第一家“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主經營、自擔風險、實行分保制度的公司”。

但是，這樣的做法，依然引起爭論。

例如分保規定，1984年12月26日，秦道夫在全國保險工作會議上總結時稱，“分保，即各省級分公司至少以30％的業務分給總公司，自留業務最多為70％。在討論中多數同志認為這個比例是合適的，也有的同志認為分給總公司的比例過高，分公司得利減少，因此建議實行二八開分保。”

再如，既然總公司和分公司之間實行了獨立核算，那麼市、縣公司和分公司之間是否也可以照此辦理呢？

不過，“由於保險的特殊性，保險基金宜於適當集中，而不宜於過分分散”，同時“有的市、縣公司領導力量薄弱，業務和財會人員不足，業務水平偏低”，這一想法被否決。

不能否認，這樣的做法對於激發保險公司分公司的積極性起到過正面的作用。同時，1987年起，中央財政和地方實行分享利潤的做法，對保險公司的所得稅和調節稅，中央和地方各得50％，另外地方還可以得到近10％的營業稅。這樣的分配機制，極大地刺激了地方扶持保險公司的力度。

但是，伴隨時間推移，這種簡單“放權讓利”的改革顯現出越來越多的缺點。

例如，部分分公司成為一個“獨立王國”，水潑不進，針扎不進。同時由於下放了自有資金運用權，保險資金一度出現了“亂投資”的風潮，製造了中國保險行業一筆大大的壞賬。

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那場經濟過熱，也衝暈了保險公司的頭腦。

缺乏監管、無人管教、無法可循的保險公司，盲目投資於房地產、有價證券、信託，甚至委託貸款。當年海南房地產的泡沫中，亦有保險資金的部分功勞。宏觀調控急剎車之後，最終導致較大數量的不良資產。

因此，後來的保險公司總公司，又收回了很多的許可權，例如產品開發和資金投資權等。

從“放，到收，再到放，最後又收”，中國的保險行業經歷多次似乎重複，但又不同的螺旋式進化。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業保險，確切地說是人保一家公司的生意。不過，獨家壟斷的時間並不算太長。1982年，香港民安保險公司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在深圳設立了分公司，打破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獨家經營的傳統格局。

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1985年3月，國務院頒佈《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根據該條例，1986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牧業生產保險公司。頗有意味的是，這個國內保險行業較早的管理檔案其實是由人保代為起草的，人保為自己埋下了打破自身壟斷的伏筆。

隨後，兩家銀行，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分別於深圳和上海，發起成立了日後國內第二大和第三大的保險公司——平安保險和太平洋保險。

回顧整個20世紀80年代，儘管中國保險行業開始甦醒，但是其實仍然處於冰河世紀。不僅規模小，主體少，而且業務單一，經營落後，保險整個行業的規模甚至不及四大國有銀行任何一個分行的資產規模大。

但是，冰河世紀同樣孕育希望，平安保險和太平洋保險就是兩顆希望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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