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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零）又再次發出禁令。這一年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孟加拉鴉片的專賣權，準備把鴉片作為對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
在乾隆六十年期間，前半期每年鴉片進口僅為二百箱至三百箱，後半期雖有所增多，但也未超過千箱。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即嘉慶年間，鴉片進口才猛增。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已出現進口量劇增的傾向，所以清朝政府從關稅表中刪除了“鴉片”的專案，意思就是禁止進口。在這以前，進口商每箱鴉片向政府繳納稅銀三兩。一箱鴉片淨重1331/3磅——即一百二十斤，按公制恰好等於六十公斤。
接著在嘉慶四年（一七九九）禁止國內栽培罌粟。
當時主張禁止鴉片的人的理由是這樣：“……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殊為可惜。且恐內地人民輾轉傳食，廢時失業。”
可是，好象是嘲笑這種禁令似的，鴉片的進口卻有增無減。當然，這是走私進口的。
這顯然是由於當政者的翫忽職守。
他們對人民廢時失業感到無關痛癢，甚至害怕人民變得聰明起來。對當政者來說，愚民政策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人民繳租納稅，讓他們適當地吸點鴉片，處於半睡眠的狀態，反倒可以減少不少麻煩。
愚民政策實行過度，人民就會喪失繳租納稅的能力，另外還會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這些對當政者當然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尚未出現這些狀況，當政者是不會重視這一問題的。
中國不象日本那樣唯有長子可以繼承父母的遺產，次子、三子也可以分得遺產。因此，一代一代地相傳下去，農業愈來愈分散，農民愈來愈貧困。 日本依靠長子繼承製而維持住了作為社會的基礎和核心的“家”。而中國並不是這樣，人口成倍地增加，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等到意識到這一問題時，全國人民絕大多數已變成了吃上頓沒下頓的
赤貧農民，接近於生活極限線。所謂生活極限線，就是養不活自己和家屬的生活極限狀態。一旦逼到這種狀態，就繳納不起租稅，繳不了租稅，就只好逃亡。逃亡的人民是流民。他們要受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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