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教之傳播，約佔西康省之大部，與四川、雲南二省之西北部。除此之外，凡川、康、滇、黔、桂五省所轄範圍，俱隸屬於漢式建築系統之內。然同為此式之建築，復因地理、氣候、材料、風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別，產生各種大同小異之作風。每種作風又隨時代之遞嬗，而形成若干變化。故吾人慾於短期內完成詳盡而系統之調查，殆為事實所難許可。58

我們可以想象，以劉開闊的地理、文化眼界，如有足夠條件，在調查實物史料上，一定也會與1928年剛在廣州和北京成立史語所的傅斯年一樣，有併吞八荒的氣概。然而1940年的劉，面對的卻是山河淪陷、國將不國的危局。“書生何以報國？”—傅斯年在“九一八事變”後曾激動地向中國知識分子們提問。流落邊陲的劉敦楨的回答是，只要還有一絲可能，不管多麼艱難，他都要堅持上路，繼續他的田野調查：

然語其大要，則四川漢闕、崖墓，與梁以來之摩崖造像，實為我國文化史中重要之遺蹟。其中後二者數量尤多，分佈亦廣，亟待調查研究，以窮真相。川省地勢，為崇山峻嶺所環障，在交通工具尚未發達時期，外部影響較難輸入。惟一旦輸入採用，成為定式，則又頗能維持較久時間。故時至今日，其一般建築猶能儲存若干古代做法，供治建築史者之參考。雲南境內，南詔、大理二代之佛教藝術，遺留迄今者為數頗眾。其民居結構，為高原氣候之支配，轉與黃河流域接近，在西南諸省中，可謂獨樹一幟。惟黔、桂二省遺蹟較少，且因地理關係，或受四川之影響，或濡染湘、粵二省之成法，致其現行式樣，殊乏顯著之特徵可言。藏式建築，在式樣與結構上截然自成一系，其有待研求，自不容緩。然以地處邊陲，交通阻塞，非今日人力、物力所能遍查。故權衡其間緩急，並斟酌工作上之便利，決先自雲南著手，次及四川，而西康與廣西、貴州又

次之。59

第18節：

而實際上，在劉剛上路不久，日軍入侵越南，一下子把雲南從大後方變成了前線。這迫使營造學社於10月隨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其間延誤了三四個月的工作。到1941年12月，劉已走過了雲南、四川、西康省四十四個縣，重點調查了八十多個建築和附屬藝術單位。他這部分工作，成為營造學社在西南調研的極重要部分。而劉很清楚，這些他足跡踏過的地方，“以各省之市、縣總數言，不過佔雲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而已查各市、縣內，掛一漏萬者在所難免。故對此三省之建築，尚不能提要鉤玄，遽加論斷”。60

1944年，因印刷問題無法解決而停頓了七年的《營造學社彙刊》，在李莊克服重重困難，再次復刊。在《復刊詞》（第七卷第一期）上，梁思成總結了學社同仁的西南調查成果。我們可以看到，相對於1932—1937年學社在華北、中原的田野調查主要集中在經典官式建築上，他們1938—1941年在西南的調查，建築型別豐富了很多，而且也更加重視地方文化特徵（圖11）。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西南流亡使得營造學社的研究內容溢位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0年代初預設好的中國建築史觀念框架：

在抗戰期間，我們在物質方面日見困苦，僅在捉襟見肘的情形下，於西南後方做了一點實地調查。但我們所曾調查過的雲南昆明至大理間十餘縣，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陝公路沿線約三十餘縣，以及西康之雅安蘆山二縣，其中關於中國建築工程及藝術特徵，亦不乏富於趣味及價值的實物。就建築類別論：我們所研究的有寺觀，衙署，會館，祠，廟，城堡，橋樑，民居，庭園，碑碣，牌坊，塔，幢，墓闕，崖墓，券墓等。就建築藝術方面言：西南地偏一隅，每一實物，除其時代特徵外，尚有其他地方傳統特徵，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畫等“附藝”，在我們調查範圍者，多反映時代及地方藝術之水準及手法，亦頗多有趣味之例項，值得蒐集研究。61

漢寶德和夏鑄九，以及稍後的趙辰先生都指出營造學社不重視民居研究。62不管客觀原因如何，營造學社對民居關注甚少，不能不說是他們研究的一大缺憾。林徽因和梁思成於1935年在《彙刊》第五卷第三期發表的《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其最後部分僅僅簡略地描述了一下山西民居特點，恐怕是學社在1930年代唯一的關於民居的文字。但是，如果我們細讀他們“在路上”的旅程，也會發現，營造學社被“下放”到西南民間，似乎也促成了這批“精英知識分子”（夏鑄九語）的態度轉變。劉敦楨在1942年4月寫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