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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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古建築調查概況》中包括了他對雲南和四川民居的觀察。劉致平仔細測繪了自己在昆明住的那套三間四耳上下廈式民居63，在1944年復刊的《彙刊》上發表了《雲南一顆印》，堪稱中國民居研究的第一篇翔實報告

（圖12）。64“上窮碧落下黃泉”：如果說營造學社1930年代在華北發現五臺山佛光寺是他們“上窮碧落”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我們不妨把劉致平1940年代在西南測繪的“一顆印”看作營造學社“下黃泉”所開創的一個新正規化。

還有一個特殊例子是，1945年10月（抗戰勝利一個月後）出版的《彙刊》最後一期（第七卷第二期）刊登了林徽因的長文《現代住宅設計的參考》。林在重病中，利用美國寄來的資料，整理出英美國家四個現代實驗住宅開發的案例。在文中，她從專案的歷史背景、法律政策、住戶構成、民意調查、土地來源、資本運作、租賃經營、住房設計、生產和建造等多方面介紹案例經驗。在每個案例介紹後面，她還設“參考提示與評論”一欄，直接探討該案例與中國狀況的相關性，以及可能帶來的啟發。在一向以發表中國古建築調研報告為主的《彙刊》中，林這篇探討現代西方住宅的文章可謂絕無僅有。“編輯後語”解釋這是因為“戰後復員時期，房屋將為民生問題中重要問題之一”。65

從1932—1941年，梁思成和營造學社的會員們，踏勘了十五省二百餘縣，考察逾兩千座建築物。在這些調研材料基礎上，梁在李莊撰寫了《中國建築史》（1944年完成初稿）和英文的《影象中國建築史》（1946年完成）。這兩部史書確實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但並不能囊括營造學社所創造出來的豐厚遺產。我寧可將這兩本史書也當作學社十五年旅程中產生出來的各種片段中的兩個。我傾向於將《影象中國建築史》看作是從眾多史料中提煉出來的，以“結構理性主義”讀解中國建築演化的一篇論文或圖錄。雖然《中國建築史》代表著20世紀上半葉中國建築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但我仍認為它是一個未完成專案。劉敦楨的“尚不能提要鉤玄，遽加論斷”仍應作為我們讀梁這本書時的提醒—即使按照營造學社自己對實物史料的要求，要最後彙整合一部真正系統、全面的中國建築史，還需多年的繼續工作。

梁及其同仁與通常的歷史學家不同。他們有時同時扮演學者、教育家和建築師多重角色，有時因時代的變化從一種角色急劇轉向另一種。前面提到的林徽因探討現代住宅的文章，實際上反映出在臨近抗戰勝利時，梁和林的建築思想和事業關注點在發生巨大變化。他們非常關心現代建築的最新發展狀況、現代居住和城市規劃問題，以及中國戰後的重建工作。1945年3月，梁給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去信，呼籲清華儘快設立建築系，為中國戰後的城市復興造就人才。梅貽琦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便同意成立建築系，並任命梁為系主任。梁隨即於1946年10月赴美考察戰後建築教育，開始了他事業的另一個篇章。營造學社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解散，除了國家政體改變、經費難以為繼、人員離散等諸多原因外，也與梁思成自己的關注點轉變有關。他當時覺得建築史研究可以告一段落，等他去清華創辦好建築系，一切進入正軌後，他仍可繼續推進他的建築史寫作。

而他們的時代有太多不可預見的鉅變。1949年後的梁思成突然發現，要寫好一部建築史，不單還有大量實證材料需要補充，他還面臨一個全新問題：他的史觀、方法論甚至史料都被新社會所“唾棄”，他必須得學習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用它做指導，“改寫”他的建築史。但是解放後的他，忙於北京的城建工作，陷入各種行政任務，經受一輪又一輪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直到去世，梁思成也沒能“改善”他的《中國建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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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第二章　強梁無畏

第二章強梁無畏

（1931—1948年）

梁思成及其同仁開展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初衷，在相當程度上是為了回應當時一些歐洲學者對中國建築文化的貶斥態度。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學者論及中國建築的著作中，有兩部英國史家的論述影響最大：福格森的《印度和東方建築史》（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1876年初版）和弗萊徹爾的《比較法建築史》（AHistoryofArchitectureontheparat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