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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達的年代。但這些形而上學並常常不過是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一定讓年輕的福山厭倦了。他來到哈佛學習，比起抽象的、過分學院化的概念，具體而真實的中東事物更令人興奮。而在芝加哥大學與他相識的教授，卻相信這種經歷使作為政治學家的福山不同尋常—他是可以將文學與美學上的知識注入政治學著作的。 好了，讓我們回到1989年。再次進入國務院的福山先生，已經有了奇怪而眩目的教育背景，有了政府工作經驗。他曾跑到巴基斯坦作調查，也曾作為代表團成員參與埃及和以色列關於巴勒斯坦獨立問題的談判，還在獨立智囊機構蘭德公司做了幾年研究，發表了一些關於蘇聯與中東問題的分析報告。或許大多數見過他的人都不懷疑“這是個聰明的年輕人”，但至於有多麼傑出，似乎還沒有結論。1989年年初時，福山給當時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的備忘錄中提醒，德國可能重新統一，而華沙條約也可能終結。在一份發行量不大的保守派雜誌《國家利益》上，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宣稱了後來被不斷爭論的命題，“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福山以其罕見的知識能量與雄心，宣稱比起君主制、法西斯主義等，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txt小說上傳分享
歷史並未重新開始（2）
在最初，它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即使這份雜誌的主編歐文·哈里斯也說，他對於該文的觀點，也持相當的保留意見。但隨著1989年諸多事件的戲劇性展開，尤其是柏林牆的倒塌，這篇文章迅速贏得了爆炸性的聲譽。在西方世界凱歌高奏的1989年，福山的聲音聽起來既賞心悅目，又充滿了先知般的色彩。 當然，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閱讀了這篇文章和3年後他在此基礎上擴充套件成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福山的理論被簡化成一句時髦用語，流傳於世。在每一次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比如海灣戰爭爆發後，人們都會不無嘲諷的問道：“歷史終結了嗎？”這種疑問在“9·11事件”後獲得了更多的生命力，但他們卻都忘記了福山在最初即以強調的：“我得出的終結觀點，並不是指一個個事件的發生—無論是重大的還是嚴重的事件，而是指歷史，指一種在基於所有人、所有時期的經歷基礎上所理解的一個惟一的、連續的、不斷變化的過程……歷史終結並不是說生老病死這一自然迴圈會結束，也不是說重大事件不會再發生或者報道重大事件的報紙從此就銷聲匿跡。確切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於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得到了解決。” 在持續了半個世紀、遍佈了半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大變局之際，福山先生又重新提及了一個延續了兩個世紀的古老命題：歷史的發展是有方向的嗎？福山指出的方向與150年前馬克思所思考的社會發展程序是截然不同的，但他們都堅信歷史具有其指向性。一個尷尬的現實是，批評者有理由指責馬克思的理論是“歷史決定論”。歷史發展本應具有開放性，但憑藉這一點卻似乎很難駁斥福山的觀點。“歷史終結”充滿了與福山本人的謙虛不相符合的傲慢，它讓很多批評者或明顯、或隱隱地感覺到不適。但是，我們卻很難找到真正的反對論據。“9·11”發生之時，幾乎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福山，希望他作出相應的解釋或得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一家報紙甚至以《福山的終結》作為標題。“這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福山後來回憶說，當一家飛機撞向五角大樓時，他正在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尼采高階國際研究中心的辦公室裡。當然，他首先擔心的是在國防部工作的妻子。但在隨後面臨的大量質疑中，他仍相信，這一悲劇可能仍是歷史的後衝力。一小群極端分子並不能代表整個阿拉伯世界，他舉例說，在伊朗革命發生的23年後，大多數伊朗青年卻更渴望現代化，他們更向往自由生活。 “在更長的歷史範圍內，我可能仍是對的。”但性格溫和的福山先生也承認，“不幸的是，我們卻只能生活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因此，三個更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困擾了福山的思考，“這也是我理論上的弱點”，他誠實地說。比起1989年，雄辯滔滔地論證“歷史的終結”，這些問題已進入更為具體的細節。 首先，什麼樣是好的政府治理，如何建立一個良性機構。經濟增長、政治演變與文化改變往往是順序發生的。但福山發現，一個國家發展與否的根本問題，不在於它能否制定出好的經濟政策，而在於當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東亞的成功在於新加坡、日本與韓國等國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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