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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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情形時，分析了此前十幾年到福建來的外國商船越來越少，甚至“數年以來，竟絕無一至”的原因。毛巡撫說：

臣再四訪查，始知各國番船無願來中國，緣自康熙五十一二年以後，文武大衙門需索陋規日甚日深，如紅毛船一隻，倘挾貨百萬兩上下者，督、撫、提、鎮衙門必各索至五六千兩不等，而以下之文武各員弁種種抑勒不在其內，此其所以風聞畏縮不前也。

按照毛巡撫的分析，外國商船不願到福建來，是因為福建的衙門需索陋規太厲害，一隻載貨值百萬兩銀子光景的商船，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幾大衙門先要各自勒索陋規到五六千兩銀子，下面的各級文武官吏各種各樣的勒索還沒有計算進去，外商們聽說了這種情況，就都不敢來了。（雍正四年三月十日福建巡撫毛文銓奏摺）＊＊

我們知道，帝國時代的官吏有兩項基本職責：一是完成國家規定的徵稅任務，一是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維護社會基本秩序就是提供公共服務，維持正常的商業秩序是官吏們應盡的公共職責之一。而我們在福建的這個事例中卻看到另一番景象：官吏為了自身的利益——“陋規”而導致商業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番船不敢在福建停泊，對外貿易無法實現，福建的地方經濟自然大受影響，地方繁榮就成了無源之水。據毛巡撫的進一步分析，福建是山海之區，靠與外商交易或出海往安南等地貿易謀生的老百姓不少，外商不來，出海受限，他們的生計必受影響，沒了生計的人不免鋌而走險，這樣社會問題也就增多了。由此可知，福建官吏們的行為不僅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而且成了社會矛盾醞釀的潛在因素。

福建的例子不是惟一的，而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就在毛巡撫向皇帝呈遞報告的早些時候，廣東巡楊文乾和江蘇巡撫張楷也向皇帝呈遞了相似的報告。廣東的楊巡撫說，商人們因為不堪忍受太平橋關（廣東稅關之一）的關卡，只好繞遠道從惠州山路走，或者乾脆前往別省經營。（雍正四年二月十二日廣東巡撫楊文乾奏摺）江蘇的張巡撫說，設在江蘇的著名稅關——淮安關自從監督慶元到任之後就成了“閻王關”，由於花樣繁多的徵稅附加專案，一段時間以來，商人們不敢從淮安關經過，而寧可繞遠路從南京、儀真那邊走，都說我們寧可多花些路費走遠路，也不敢過你這個“閻王關”。（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江蘇巡撫張楷奏摺）

福建、廣東、江蘇的報告只是我們能夠看到因而知道的帝國稅關的情況，其他地方或者沒有報告，或者有報告而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從這些報告中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推測，大清的稅關到處都一樣，用清代的一句民間諺語來概括，就是“關無善政”。“關無善政”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官吏追求非正當的福利——“陋規”，從而對正常的商業秩序造成極大的破壞。福建官吏誅求太多，外國商船不敢靠岸，但他們可以前往別處貿易，而在帝國之內，商人們只好繞過設在交通要道上的稅關而走遠道或走偏僻的山路，這種做法增加了商業成本，降低了流通速度，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顯而易見。廣東的楊巡撫說有些商人乾脆往別省經營，這與外國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情況如出一轍。。　最好的txt下載網

財政：關於財富的政治（代序）（3）

因陋規導致外國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這種情況還有更嚴重的後果。清代在康熙時代曾設有四個海關：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外國商人可以前往四地貿易，這是“四口通商”時期。到了乾隆時代，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變成了“單口通商”。導致政策調整的原因，實際上與陋規制度有很大的關係。在“四口通商”時期，外國商船不敢去福建了，後來大多前往廣州的粵海關貿易，但是在粵海關貿易久了，情況越來越像福建，外國商人覺得難以忍受，於是他們前往寧波，準備探尋不去廣州貿易的方案，這種做法引起了廣州官員的恐慌，他們想阻撓這種行為。剛開始的時候，廣東官方向皇帝提出的建議是向前往寧波浙海關貿易的外國商船徵收比廣州粵海關多一倍的關稅。但是外國商人還是寧肯去寧波。在經濟政策調節無效的情況下，大清帝國關閉了其他三個海關，只留下一個粵海關。“單口通商”政策對中國歷史走向的不良影響在後來的歲月中越來越清楚。而追究這個政策出臺的原因，顯然與粵海關官吏及廣東官方為了自身私利而對乾隆及身邊人員所做的遊說有莫大的干係。由於英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他們不能不與中國貿易，而貿易地點僅限於廣州，英國人做了多次突圍的嘗試而沒有取得任何實質的進展，這樣矛盾便慢慢積累，最終引發了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