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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個角度來說,鴉片戰爭與其說是因鴉片而引起的,不如說是因陋規而引起的,在這個意義上,鴉片戰爭與其說是“鴉片戰爭”,不如稱為“陋規戰爭”更加符合歷史實際。(詳見本書《陋規戰爭》一文)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農業是立國之本,工商業並不發達,商人更處於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從上述福建等地的稅關事例中我們已經不難看出,發展工商業有很多難以想象的阻力,官吏的行為對工商業的發展是有破壞力的。在這種社會規則之下,以工商業為特徵的資本主義難以發展就顯得很正常。明代嘉靖年間的嚴世藩,曾經縱論當時財富在百萬兩銀子以上的富豪,榜上有名的17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可能是指晉商、徽商之外,其餘的都是官吏集團中人。(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卷三十六)而那可能是商人的五姓,恐怕其發跡也不完全是靠純粹的市場行為,而有可能是與官吏集團狼狽為奸的“紅頂商人”。歷史事實一再證明,在帝國時代要想發大財,除了當官就是與官吏勾結而得到經濟特權,除此而外別無它途。這也導致了中國的大商人往往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他們一般不是靠開拓市場、發展技術、提高管理水平這些對社會進步有益的方式積累財富,而是透過與官吏勾結、在既有社會財富的分配中佔據有利地位而實現的。當社會財富集聚到官吏及官商的手中,而這些人又沒有動力去發展工商業,那麼代表新興生產方式的力量就成長不起來,資本主義也就不可能發展起來了。
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傳統中國,就只能陷於王朝更替的“歷史週期率”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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