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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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在日軍結束掃蕩作戰之後，八路軍再度對回防的日軍進行破壞與騷擾作戰，由於這次的作戰，屬於尾聲的攻勢，因此八路軍並無主要的攻擊目標，而只要是給予日軍更多的牽制與騷擾而已。不過從此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就開始詳細研究八路軍的組織與戰術，進行長期、主動的掃蕩作戰，加強日軍的“治安肅正“方案；日軍也把八路軍的游擊戰，當成一個相當困擾與具有威脅的敵對目標看待。

29。7　百團作戰的檢討

綜觀一九四○年下半年，整個八路軍的百團作戰，前後歷時三個半月，總共動員了十五萬人的兵力，參戰部隊的番號，最高達一百零五個團，在華北的四個省區，進行同步攻擊的游擊戰、破壞戰與攻堅戰，由於事先保密的成功，因此收到了奇襲的效果，日軍的反擊也遭到牽制，一度使日軍陷入了困惑與被動的狀態，算是八路軍相當成功的一次主動出擊作戰，不過作戰的性質，仍然是多場的游擊戰所串連而成的作戰。

若是以作戰的觀點來看，百團大戰對於抗日戰爭是一個值得推廣的戰爭經驗，因為充分利用了游擊戰的優點，打擊與消耗日軍的實力，但是卻違背了共軍優先發展的最高戰略原則，所以中共中央決定絕對“下不為例“。後來雖然共軍進一步發展到可以同時發動好幾個百團大戰的實力，但是八路軍再也沒有進行大規模主動抗日的作戰了。

特別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後，中共的“老大哥“蘇聯主動與日本簽下互不侵犯的日蘇中立條約，共軍就更缺少主動抗日的動機了。既然老大哥都決定與階級敵人日本法西斯軍閥“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國蒙古與東北的利益，那麼中共更沒有必要主動地抗日，而破壞老大哥與日本的蜜月。此時日軍正需要大量抽調在華的部隊前往南洋作戰，在共軍停止主動出擊的態勢之下，日軍自然從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中抽調走作戰部隊，共軍也樂得壓力減少，而且發展更方便，但這樣共同抗日的陣線就出現了更大的缺口。

29。8　國共之間的衝突

在整個國共合作抗日的歷史中，國共之間，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進行協同的抗日作戰，反而坐視日軍消滅友軍，甚至雙方進行“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地盤爭奪戰。蔣介石最多曾經將二十師的部隊，交給胡宗南，負責監視與包圍陝北的共軍延安總部，當然也在防止日軍由山西渡黃河進攻陝西4。在黃河以北地區，八路軍的發展更是迅速，不但與日軍發生衝突，也利用機會消滅國民政府的部隊，逐漸成為控制華北地區的主要武裝力量之一；這類國共的軍事衝突，也蔓延到共軍新四軍在長江南北活動的地區。

根據重慶軍委會所接到的報告顯示，國民政府的部隊曾經遭到共軍近千次的攻擊，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軍在河北大破張蔭梧、喬明禮部，造成在河北敵後國民政府的游擊隊與民軍力量，完全被共軍收編與壓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東地區的國民政府敵後作戰部隊，也遭到共軍大規模的收編與圍剿，造成國民政府在山東的軍政力量完全癱瘓。一九四○年三月，共軍的活動力量大增，迫使國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完全失去河北的運作空間，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軍再度圍攻山東的孫良誠、高樹勳部。一九四○年十月，共軍又在江蘇北部攻擊國民政府部隊，造成黃橋事件，國民政府江蘇省副主席韓德勤受到共軍圍攻，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殉職。

29。9　新四軍事件

在國共之間衝突日趨激烈之後，共軍的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兵力，逐漸在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地區發展回合，由於每次的國共部隊發生衝突，雙方都自認有理，重慶很難做出讓衝突兩邊都能接受的判斷，因此經過多次交涉之後，重慶方面，乾脆準備把黃河以北的敵後游擊區，全部交給共軍經營，以避免國、共部隊繼續發生衝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慶下令在江南地區活動的新四軍，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軍一再抗命與拖延。同時由於新四軍與其它國民政府的抗日部隊，早已發生多次的嚴重衝突，彼此結下了極大的新仇舊恨，使得這個調動的安排，結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軍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軍（屬於軍直屬部隊）在皖南準備渡江之時，突然與國民政府的第三戰區其它部隊，發生全面的軍事衝突，延安方面認為，新四軍是遭到國民政府部隊設下圈套的伏擊，新四軍軍長葉挺與五（4此時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揮下的部隊任職，頗能瞭解國共之間雍兵對峙的過程，以及彼此之間玩弄的手段。）千人被俘，國民政府以新四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