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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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服從國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與其它國民政府的抗日部隊爆發過沖突為理由，決定就此解散新四軍。但是延安激烈反對，於是自己重新任命陳毅為新四軍軍長，繼續在長江兩岸發展運作，國共之間的軍事衝突因而更加嚴重。

我們很難去判斷國共之間許多衝突真正的是與非，不過國共在本質上的差異與對立，是造成在抗日戰爭期間，爆發國共相互衝突的主要原因。國民黨不希望共軍藉著抗日而發展壯大，共軍當然也不能接受國民黨限制它發展的約束，所以雙方衝突不斷。

就多數衝突事件而論，應該是共軍採取主動的成分居多：因為國民政府的部隊，一樣是共軍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與日軍沒有什麼重大的分別。共軍要發展，當然就要擴張地盤與收編軍力，故不會放過實力落單的重慶部隊；另一方面，與共軍衝突的國民政府部隊，大多數並非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之嫡系部隊，它們並沒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形態，就算蔣介石下命令要它們消滅異己，這些部隊也不太會忠實地執行這種命令，因此多數的衝突應該是共軍主動動手。當然也會有國民政府部隊反擊共軍的個案，這也是因為彼此利害衝突之宿怨所累積造成的互相殘殺。

事實上，國共之間的衝突，是從敵後游擊區，擴大到中國外交的戰線上，蘇聯當然是共軍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國際共產黨的支援與同情者，在中國戰區成立後，進一步地滲入中國戰區，在中國與盟國的政治、軍事合作中，製造與擴大彼此間矛盾的文宣、報導。尤其在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身邊的政治顧問，都是與延安來往密切，思想左傾的美國外交人員。在他們大力的影響下，造成美國政府經常以國共之間的各種問題，來脅迫蔣介石退讓，使得國家強權延後援助中國，有了更多的藉口。

甚至連日軍也很快地發現到，國、共的抗日戰線，已經出現了可以利用的強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發動“一號作戰計劃“的攻勢中，日軍就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的對立與矛盾，放膽猛攻國民政府的戰線，造成了中國戰區幾乎崩潰的危機，也就使得盟國共謀出賣中國的雅而達密約，成為無法避免的歷史命運。

共軍之所以能夠在抗日戰爭中，透過挑戰與壓力而發展壯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軍同時在佔領區推動土改與黨政建設，從社會與經濟的基本架構著手，建立一個可以徹底動員與運作的總體作戰體系（或叫做“人民戰爭體系“）。這個軍民一體的架構，能將所有力量都發揮到作戰上面。這種總體作戰的結構使得共軍儲備了極強的戰爭潛力。但同一時期，國民政府的部隊一直負擔抵抗日軍的正面打擊，在國內政治分解、經濟枯竭、社會動搖以及軍力再遭到日軍最後孤注一擲打擊的耗損之下，出現了搖搖欲墜的危機，也就給國際強權一個合作出賣中國的機會。

29。10　蘇聯紅軍全力支援共軍在東北發展

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八路軍更是利用接收與復員的機會，全面地擴張，迅速將不少偽軍部隊與武器裝備也納入擴張的部隊之中；此外，八路軍更利用蘇聯紅軍進入東北的機會，迅速尾隨紅軍，大舉進入了內蒙與東北，搶先建立起共軍在東北的武力；蘇聯紅軍也陸續移交大批關東軍的武器裝備給八路軍（並且斷然拒絕中國政府使用旅順、大連的港口，使得國軍無法及時運送部隊進入東北與進行接收工作），於是八路軍很快地擁有了東北、華北與內蒙的廣大地盤，以及經由收編偽軍、游擊隊來擴張的軍力，在抗戰勝利之後，就有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的武裝實力了。

本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曆史，初步的歸納是，在準備抗日時期，中共以靈活的文宣與組織，深入中國的群眾基層，加速凝聚中華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識，是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力，但是也促使中國無法在盧溝橋事件上退讓，而在沒有準備好的狀況下，提前與日軍進行全面作戰。而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把握了歷史的機遇，極力地擴張武力，雖然在過程中，的確是與日軍進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戰，也有著牽制與消耗日軍的真實貢獻，但是中共與日軍爆發的各種游擊戰爭，主要是因為共軍擴張與求生存而引發的衝突，其目的並非在戰略上主動打擊與消滅日軍；僅有的例外是發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團大戰“，卻也是一次下不為例的絕響。

也許這樣的歷史事實陳述，恐怕會令一些政治立場不同的中國人難以接受。但是根據歷史的事實，就只能得到這樣的結論。面對所有為抗日而犧牲的中國軍民，歷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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