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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使得日軍能在最後的決戰中,展現銳不可當的攻勢。而沒有能夠及時撤換史迪威,更是成為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一個最為嚴重的錯誤決定。

在同盟國與中國並肩抗日的戰爭歷史中,也許最大的錯誤,就是成立中國戰區,並由美軍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出任第一任戰區參謀長。基本上,中國戰區一直無法參與盟國決定戰略的重要會議,也被拒在制定後勤分配優先順序的軍火分配委員會(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之門外;更加上史迪威與蔣介石完全的對立與衝突,不但在中國戰區內部形成嚴重的將帥失和、引爆中國內部派系的鬥爭,甚至使得中國與盟國之間的關係,進入了全面交惡的困境。

在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中國戰區所有的作戰需要,在盟國歐洲優先的決策之下(受英國強烈的影響),總是被排在最後,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待遇,連答應給中國的援助,還都要被七折八扣的減量供應;中國雖然得到的幫助最少,但是他的軍民卻以最大犧牲,使得盟國在亞洲、太平洋戰場贏同時還要應付來自盟國“歧視性意見”的重大壓力、各種挑撥離間的分化手法,鬧得戰區的內鬥愈趨激烈,中國反而失去了原來一致團結抗日的決心與共識,因此戰力大受影響。特別是在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gorge Marshall)與史迪威故意安排之下,製造出“中國戰區麻煩最多,貢獻最少”的刻板與錯誤的印象。最後,這個“麻煩多、貢獻少”的中國,也就成為被盟國聯手犧牲與出賣的物件,造成中國至今還要為這個歷史的扭曲付上代價。為了要隱瞞與掩蓋盟國出賣中國的劣跡惡行,在今天世界“主流認知”與一般先入為主的通俗歷史觀裡,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貢獻,仍被有意的扭曲與淡化。

而這個歷史悲劇的核心,都與史迪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然在史迪威的背後,藏著斯大林、馬歇爾、丘吉爾,與他們想支配歷史局勢的大謀略。但是假如當時盟國中國戰區的參謀長不是史迪威,而是陳納德或魏德邁,那麼中日戰爭的歷史絕對會出現極大的改觀,中國在戰後也絕對不會遭到如此嚴重的歷史傷害。

31。1 日軍在太平洋橫掃美、英、荷的部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基地,美國於是對日宣戰,全球的反法西斯戰爭,終於凝成一個世界性的盟國結構。

對於中國而言,這才正式結束了對日本長達四年半的孤軍奮戰。等待國際社會伸出的援手,原是中國整個抗日戰爭中,死裡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所期待之決定性時刻的來臨。

但是誰也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全球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盟國陣營,仍然不能擺脫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本色,不但在所謂並肩作戰的期間,強權玩盡各種犧牲中國,成全自己的手法,對於戰後的國際發展,更是完全基於強權的私利的盤算,盟國甚至決定出賣在整個戰爭中,付出最大、獲得支援最少的中國。

在日本剛開始攻掠英、美、荷、法等國在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殖民地與軍事基地時,這些國家全無招架之力,以至於接連慘敗。日本南方軍在百日之內,就攻克了東南亞與西太平洋所有的戰略目標,造成西方盟國內部的震動。

這時西方盟國才深刻了解到,日軍作戰的能力果然是非同凡響。而國力落後的中國,竟然能夠獨立抗日四年半的表現,實在是戰爭史上的奇蹟。當時盟國最為擔心的就是,如果中國真因為國力完全的耗竭,而停止對日本作戰,那麼整個亞太戰區就會完全改觀。德、日兩軸心國一旦在中東會師成功,控制了豐富的能源與天然資源,盟國所面臨的戰爭危機將是不敢想象的。

一九四二年年中,日軍在攻佔南洋與西太平洋的目標之後,想要進一步為軸心國取得全面的勝利,所以日軍大本營擬定了規模更大的戰略,企圖將日軍兵分三路:一路向東突進,準備攻佔中途島、進窺夏威夷,將美軍的力量阻在東太平洋;另一路準備朝向東南,攻佔澳洲,以穩固日軍對東南亞戰略資源地區的控制;第三路則是向西方攻入緬甸,策動印度來反抗英國,這樣同時可以切斷中國最後一條國際通路,迫使中國屈服或是求和,然後日軍就可以深入中東石油產地與德國會師。

可是日本若要執行這大戰略,最大的問題就是所需要的兵力,已經超過了日本國力與軍力所能負擔的極限。因為在一九四二年,日軍的陸軍兵力,已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七個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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