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讓我們能夠吃喝玩樂的殷實家底。回首新中國艱苦奮鬥的創業史，在那條陽光和風雨交織的大路上，站滿了我們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樣打罵過我，怎樣冤枉過我，他們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夠成為一個讓好人喜歡、讓壞人和漢奸害怕嫉妒得日夜發抖的平民學者，除了要感謝北大、感謝老師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那些共和國的創業者，是他們給了我從肉體到精神最重要的營養。

翻拍了一張老照片，是1966年的國慶，我剛剛兩週歲時，父母帶我，在哈爾濱一家普通的照相館照的。姜昆有一個著名的相聲《如此照相》，說文革時去照相館都要喊毛主席語錄，誇張得未免太離譜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數時髦革命青年的時尚創舉，並非到處普及的“市民公約”。我兩三歲時據說已經“記憶力驚人”，毛主席語錄和“床前明月光”之類都過目不忘，我就只見過我們居民組的劉大娘和西大橋糧店的趙書記，還有和興路百貨大樓賣蛋糕的###姐姐這幾個人，有那麼一陣子，見人就背毛主席語錄，大夥都認為他們“有病”。過了幾個月，他們也不背了。至於照相館，從本質上說，歷來都是隱隱代表著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場所”，安靜地進去，溫馨地出來，哪裡會有那麼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41年前的國慶照（2）

小時候照相是稀罕事，我從出生到上大學，所有的照片加起來，可能也沒有我如今出門一次被偷拍的數量多。那時候雖然科學知識普及了，明白照相不會“傷了元氣”，更不會讓洋鬼子把魂兒攝走後晚上來吃小孩兒，但人們仍然是“無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莊重。現在人們隨便照相、隨便“走光”、隨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兒都給整得很沒意思啦。

那時候因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記憶猶新。那天是文革時期的第一個國慶，雖然不放九天假，但因為恰逢禮拜六，所以放兩天假還是讓人挺高興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農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兩歲大壽。因此母親提議去照相。父親因為對文革有意見，有點不樂意去。他參加的那個組織是保護老幹部的，立場比較保守，被紅衛兵批鬥了幾次，所以老罵紅衛兵是“小兔崽子”。他說不樂意去照相，其實是想去喝酒。父親曾經有一部照相機，在當時夠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換酒喝了，他對照相之類遠沒有對喝酒感興趣。但可能看見母親和我都情緒很高，他就靈機一動，跟母親要了兩塊錢，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塊二之外，他可以貪汙八毛錢，足夠買四兩燒酒和一葷一素兩個菜了。

父親胳膊上的赤衛隊袖標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時是不戴的。但那支鋼筆，真的是他天天彆著的。父母寫字都比我漂亮，喜歡記點筆記、抄點資料什麼的。父親廠裡的木匠，寫字都比我現在還要好。我給讀者簽名時，心裡經常說：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對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時的衣服。母親的小花翻領，大概是那年的時髦打扮吧。哈爾濱人很講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講究的普通工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穿過邋邋遢遢的破衣爛衫，他們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齊。而我，上了北大，還有幾件衣服是帶補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議說全家只有我一個人活在舊社會！父親卻罵道：“你一個熊孩子，講什麼吃穿？老子南征北戰那時候，鞋都沒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應該的，你他媽的能跟我比嗎？”就衝父親這種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覺得紅衛兵批鬥批鬥他是應該的。對事物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要全盤否定或者全盤肯定的習慣，我從很小就養成了。

父母的頭髮是不是當天新理的，我想不起來了。他們都很講個人衛生，特別是父親，在部隊醫院裡工作過一段，簡直是個衛生專家。他把理髮當成享受，經常埋怨理髮師給他服務的時間太短了。他最看不慣長頭髮——大姑娘的長辮子除外。我大學時，受資產階級虛無主義思潮影響，留了很長的頭髮。假期回家，父親就罵：“大學生，跟流氓一樣，跟長毛韃子一樣！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們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氣又樂，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麼關係呀？父親捱過幾次批鬥，就把一切對人生的不滿，都發洩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過委屈的人，為什麼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於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親給我買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時候的玩具，連買的帶自己製造的，那是相當地多啊。要不是後來聽說文革中很多高幹高知受了迫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