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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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量著李翰祥。李翰祥心裡也很著急，有心多割捨一點藝術，多從老闆的商人立場考慮問題。但苦思冥想也使不出什麼新招，結果還是決定在黃梅戲上做文章。

1963年，李翰祥徵得邵逸夫同意，寫出了《梁山伯與祝英臺》的電影劇本。由他執導，挑選“邵氏”門下無名演員凌波反串梁山伯一角，祝英臺的飾演者為紅星樂蒂。

該片取得巨大成功，在香港、臺灣等地掀起了黃梅調影片的狂潮。自此以後，港臺兩地成了黃梅調的天下，幾乎無片不是黃梅調。這部影片捧紅了凌波。她原本只是在幕後代唱，自從她反串梁山伯一角成功之後，幾乎所有的黃梅調影片的男主角都由她反串主演。

《梁山伯與祝英臺》既獲了大獎又賺了大錢，名利雙收，這是邵逸夫最樂於看到的。但該片導演李翰祥心裡不平衡了，因為無論他執導的電影賺了多少錢，都是老闆的事，他得到的始終有限，因此萌生了離開“邵氏”自立門戶的想法。

邵逸夫讓鄒文懷多次做李翰祥的工作，勸他留下，但李翰祥去意已定。結果還是去了臺灣，自組“國聯影業公司”，不過在離開香港之前，跟邵逸夫打了一場官司，而且輸得很慘（李翰祥的具體情況本書另有介紹）。

邵逸夫是個很善於利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已權益的生意人。他在合約上，每項條款都寫得細緻、具體，而且對自己有利的寫得多，對對方有利的寫得少。平時，他對誰都客客氣氣，或乾脆不聞不問，一旦發現有誰違約，他便透過律師告上法庭。自從打贏了李翰祥這起官司以後，邵逸夫動不動就跟人家打官司，比如後來的王羽、陳觀泰等，一打就贏，從沒輸過。因此有人說，邵逸夫得理不饒人。

1964年2月5日，邵逸夫家裡也出現了一場災難，他在新加坡的長子邵維銘遭人綁架了。

邵維銘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法律系，後來返回新加坡，協助三伯父邵仁枚，經營邵家在南洋方面的電影業務。綁架邵維銘的是新加坡當地的一幫黑道人物，他們的目的是索取高額贖金。邵仁枚得到訊息後，立即用電話通知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問：“贖票要多少錢？”

邵仁枚答：“300萬港元。”

邵逸夫說得很輕鬆：“要錢好辦，給他們就是了。”

那幫匪徒還算守信用，收到300萬港元后便把人放了。

同是這一年，香港影業界也出了一件大事。

這年6月20日，“邵氏”生意上的冤家對頭，“電懋”的老闆陸運濤及其夫人，在臺灣乘坐飛機發生意外，不幸罹難。

令人驚奇的是，邵逸夫和陸運濤是同去臺灣的，一個死於非命，而另一個則安然無恙。

對於這段大悲大喜的經歷，邵逸夫曾對香港記者詳細描述過。

他說：“1964年6月，我和陸老闆一起去臺灣參加金馬獎評選，當時臺灣方面安排了兩個活動，一個是去花蓮看風景，一個是去金門參觀。我當時認為，看風景什麼時候都有可能去，可金門是禁止參觀的軍事基地，我早就聽說那裡有什麼地下工廠和地下戲院，大得不得了。這種機會千載難逢，我當然去金門看看哦！……陸老闆他們就是選擇了到花蓮看風景，才遇上飛機失事的。要是我和陸運濤同坐一架飛機，哪能還有命？”

邵逸夫還說：“撞了飛機，我還不知道。外面也傳說我死了。新加坡方面，已經有訊息說，飛機名單上有我的名字。而我三哥（邵仁枚）那時正同幾個朋友在馬來西亞的金馬岑高原玩，一聽到這個訊息都嚇呆了。不過新聞報道說，飛機上有幾個人沒死。他們拼命打聽我的下落，可是怎麼也聯絡不上。後來，我也聽到了此事，就趕緊打電話回新加坡。但那個年代，長途電話一打就要花幾個小時，真急死人。我在金門很難打出去，他們在金馬岑更難打過來，大家急了老半天才聯絡上。他們都拍額頭說我命大！”

如果當時死的是邵逸夫，那麼後來的香港電影史，恐怕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如果陸運濤沒死，那麼香港電影業的格局又會是什麼樣子呢？但陸運濤畢竟死了，“電懋”失去了掌門人，開始變成一盤散沙，後來日漸衰落，終於在影業界銷聲匿跡。從商業上來講，“電懋”的瓦解，使“邵氏”憑空少了一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

從此，“邵氏”開始一統天下，稱霸香港影壇。

1964年似乎是個不吉利的年頭，就與“邵氏”有重大利害關係的事情而言，除發生了長子邵維銘遭綁票、“電懋”老闆陸運濤遇難之外，邵氏公司的頭號紅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