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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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給人機會。”

也許這是大實話。不過，方逸華的機會多了，鄒文懷的機會便少了。方逸華加入“邵氏”後，鄒文懷處處受到掣肘。《南北極》有一篇文章指出：“過去鄒文懷得邵逸夫信任，一般性的用款，憑鄒的簽字便可向出納領取。但從方逸華到了影城，掌管財政大權後，則多了一個嚴格的關隘。就算有了鄒文懷的簽字，也不見得能領到款項，即使有的能領到，卻減了一截。”

鄒文懷大權旁落，自尊心屢受傷害。終於促使他從“邵氏”捲走一批“死黨”，於1970年6月正式創立“嘉禾”。

邵逸夫重用紅顏知己，趕走鄒文懷，或許這算不得什麼過失，在這類事情上有得必有失。在這之後，他犯下的一個重大失誤，是沒有能夠拉住李小龍。鄒文懷立即把李小龍拉入旗下，令初創時期的“嘉禾”迅猛發展壯大，形成對老牌“邵氏”的致命威脅。

也許是因為“邵氏”當時人才濟濟，當時，雖然武俠片泰斗級導演胡金銓離開“邵氏”，改投臺灣聯邦公司，但另一位同級別的大導演張徹尚在“邵氏”呼風喚雨，並且，還有一位大導演李翰祥，在臺灣自組“國聯”公司十餘年，結果大敗而歸，重新回到“邵氏”旗下。所以邵逸夫牛氣得很，對李小龍的自我推薦毫不重視。

那時，李小龍在美國一心想躋身好萊塢電影圈，無奈他上躥下跳也只演了幾部電視劇，因此想曲線發展，到香港找家有實力的公司，竄紅之後再殺回美國。一向心高氣傲的李小龍，這次委曲求全，透過中間人士把自己的意思轉達給“邵氏”上層。自從鄒文懷離去後，邵逸夫大刀闊斧改組了班底。新的製片主任由袁秋楓擔任，編劇主任是董千里，宣傳主任是陳銅民，策劃經理是易文，《香港影畫》主編是朱旭華。這個“邵氏”新內閣，每週六與邵逸夫開一次例會。作為李小龍的中介人，“邵氏”導演許國參加了關於李小龍問題的“內閣”討論會。許國介紹說，李小龍的條件是片酬1萬美元，拍攝時間限定60天。邵逸夫認為李小龍是在漫天開價，他對製片主任袁秋楓說：“你寫封信給李小龍，告訴他，我們的片酬是付港幣3000到9000，拍攝時間不能限定。他有興趣，就來談談。”

李小龍自然不會有興趣來談。

於是，鄒文懷看準時機，開出鉅額片酬把李小龍拉進了“嘉禾”。從1971年開始，李小龍主演了《唐山大兄》、《精武門》和《猛龍過江》等影片，轟動世界影壇，使整個香港電影業的格局發生逆轉性變化，打破了“邵氏”獨霸香港影壇的神話。李小龍也由此成為世界級的功夫明星（李小龍本書另有介紹）。

面對“嘉禾”崛起形成的巨大壓力，“邵氏”出品也加強了暴力和色情成分。旗下的大明星和大導演們，都紛紛改變路線，比如重返“邵氏”的李翰祥，也不得不聽命於邵逸夫，厚著臉皮去拍一連串的“風月片”了。

“色情加暴力”，是進入70年代之後，“邵氏”影片的新特點和突出傾向，因此引起了全社會的密切關注和強烈批評。香港記者曾就此問題多次採訪邵逸夫，而邵逸夫是這樣回答記者的：“我相信這不是邵氏公司獨有的轉變，電影潮流的變化是世界性的，歐美各國的電影比香港奇得多。就說色情和暴力吧，假如算他們十二分，我們只是三四分而已，問題是我們尚未習慣！”

當被問及港產電影是否有必要跟隨西洋電影的色情潮流時，邵逸夫說：“這不是跟隨不跟隨的問題，電影是要反映現實，配合時代的。假如現實是如此，電影又何須要代為隱瞞呢？”

這種解釋顯然是會引起眾怒的，於是招來了一波又一波的輿論抨擊。1971年1月，香港《南北極》雜誌刊登了劉紹銘的一篇文章，該文說邵逸夫的影片公司，每年拿出相當於一件女明星貂皮大衣價值的金錢，在臺灣設立一個象徵性的戲劇獎學金，居然還有臉說“為中國培養電影藝術人才”。

1973年9月，《南北極》又刊出《一群文化工作者給邵逸夫的公開信》，該文譴責邵逸夫缺乏社會責任感，希望他“商德日進”。該文的結尾部分說：“邵氏每年均賺近億元，但我們卻費盡思量，不解邵先生為什麼從來不願意放棄短視的生意眼，去拍一部內容較有深度的電影？”

邵逸夫的辯護詞是這樣的——“沒有人希望做虧本生意，要我攝製只有一小撮人懂得欣賞的藝術電影，我寧願拿錢直接支援電影節。”

邵逸夫完全把拍電影看成是做生意，什麼賺錢拍什麼。據邵氏影城的一位老編劇稱，邵老闆歷來親自審看劇本，在很長一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