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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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以及圍繞女性展開的活動其實都是在按照男性的法則運轉的，也就是取悅男性的。文學也不例外。這是我寫作本文到最後不敢直面的問題！女人為什麼寫作？所有女作家都會說為自己。可實質上為誰呢？

我不願將她們推入“菲勒斯中心主義”的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

2002年3月30日於碧樹園

第22節　把女人還給女人？

有朋友從海外歸來，說起域外新興的“新女權主義”，其主要命題是“把女人還給女人”。乍一聽，很新鮮，可仔細一想，不由得讓人懷疑這是不是一些“男權主義者”的陰謀了。因為在這一命題中，使用的是規範的男性話語。

其一，命題中前後出現的兩個“女人”都是男性話語的產物，不是女權詞典裡的女人，仍是沿襲的傳統（男權）概念。

其二，“把女人還給女人”，意即今天的女人已經非女性化，是對女權主義的一種顛覆和反動，其實也在肯定昨日的女人，所謂“新女權市義”可能是一場復辟運動。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話語的發出者，“把女人還給女人”是男性模擬女性所作的呼籲，是女性要求男性把某項東西還給她，“還”意味著首先被剝奪、被掠奪、被佔有，誰剝奪了“她”做女人的權利，是“他”！那麼，現在“她”想重新作為女人，居然還要由“他”還給“她”！這裡已不是甘心臣服受奴役的問題了，男人差不多了成了女人的救世主了。女人就在女人身上，不是男人施捨的結果，也不是男人壓迫的產物，要想成為什麼樣的女人，“全靠我們自己”，《國際歌》的這句歌詞同樣適用於婦女解放運動。因此我懷疑“新女權主義”極可能起源於東南亞地區，即是出自女性理論家和革命家之口，也不奇怪，只有這塊地區的女性才有如此深層的受虐願望。當然，“新女權主義”在調節整個社會關係的和諧，解決女權主義矯枉過正之弊，也許是非常清醒的現實主義作法，但它所使用的話語則混合著婢奴式的膽怯和男性的粗暴。

本人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也不倡導“新女權主義”，可對生活中有些肆意侵略女權的言語和行為得不到譴責和制止不能不表示遺憾。比如覆蓋面達9600萬平方公里的電視臺的廣告節目，就時常出現一些男尊女卑、男君女臣、男優女劣、男呼女隨的畫面和非常刺耳的廣告詞。如果電視臺迄今沒有收到女同胞或女權主義者的抗議，倒真是一件怪事。這是表明婦女解放的程度不高還是說明現代中國社會已經進入“新女權”時期呢？好像都不是。可能人們對司空見慣的事物已經做得去動腦筋了。

有一種全自動洗衣機，被譽為“愛妻型”，不能不說製作者絞盡了腦汁，讓這種洗衣機充滿了愛的溫馨和家庭的和諧氣息。但製作者忽略一個購買物件問題，也就是說“小天鵝”只能售給先生，不便售給女士、太太、小姐們，因為它是“愛妻型”，而女士倘若去購買便對其身份產生誤會。一、寡婦，丈夫去世，無人疼愛；二、獨身女性或大齡女青年（這個詞本身就是踐踏女權的），因為她們不想或不能成為妻子；三、家庭生活不幸福者，夫婦關係惡化；離了婚而尚未再婚的人，她們過去是妻將來也可能會是妻，但現在不是。丈夫不在身邊但夫妻感情良好的婦女劃入到那一類當中好呢？因此這則廣告的潛臺詞意在說，只銷男士，不銷女士。這是不是會影響產品的銷路呢？擴大產品的知名度來擴大產品的銷路，這是廠家刊登播映廣告的初衷，而“愛妻型”的廣告詞正是違背這一初衷的，這則廣告雖然可以喚起丈夫的愛心和家庭的主人感，但弄不好，卻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女士的購買慾，這恐怕是製作者忽略了的。

同樣，“愛妻型”還可能引起全國妻子們的一個懷疑：廣告製作者視婦女為洗衣工具，人們不妨對“愛妻型”作這樣的誤讀，買了洗衣機就是愛妻，若沒有洗衣機或不購買洗衣機，愛妻不就成了洗衣機麼？如果這一“罪名”不能成立的話，但廣告製作者把妻子當作洗衣婦的觀念則是明確無誤的。有哪種法令、哪種檔案規定髒衣服必須非由女性來洗滌不可呢？家務的分工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女人可洗衣服，男人亦可洗衣服，就像男人要穿衣服女人也要穿衣服的道理一樣簡單。把家務的專利賜給妻子是封建社會農業文化的遺留物，正在走向社會並與男性同時擁有社會的現代女性怎麼會接受這種帶有侮辱性的稱呼呢？家務的社會化與電器化並不只是為了解放婦女，而是整個家庭的共同需要。當然，廣告製作者的動機並沒有我分析、推理的那麼可怕，他們的心思無非仍是為了多銷產品、好銷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