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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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期間，韓國百姓踴躍捐獻家裡的黃金，幫助政府度過難關，在國際上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這一次韓國隊和韓國“紅魔”球迷的優異表現，是對1997年韓國形象又一次完美的提升。在世界盃期間，有2000多萬人次的群眾上街遊行，但激情並沒有導致暴力，沒有發生騷亂和安全事故，與歐洲的一些國家屢次發生足球騷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韓國人的國民性格在世界盃上也發生了變化，最典型的便是他們對紅色的鐘愛。整個世界盃期間，整個韓國成了一個“紅海洋”。這種“紅海洋”與中國“文革”期間的“紅海洋”在外形上極為相似，但內涵卻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文革”的“紅海洋”是與個人崇拜、階級鬥爭聯絡在一起的，它象徵革命、烈火和鮮血，而韓國的“紅海洋”象徵著強國夢和勝利的慶賀，更重要的是韓國以前的“顏色圖騰”是寧靜、內斂的白色，而現在將紅色作為民族性格的象徵，本身就是一種自信、向上、爭強的國民精神。韓國“紅魔”球迷給世界盃留下一片紅色的海洋。

“足球黨”的說法也許帶有調侃意味，但說明世界盃在韓國人心中激起的那種民族的自豪和自信心已經超過一兩個政黨的地位。足球能否強國，可能是難以回答的問題，但足球被意識形態化之後，便擁有了特別的涵義。都說世界盃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韓國人在此次世界盃大戰中贏得了勝利，他們的勝利與戰場上的英雄凱旋是同一級別。

我們透過對韓國人在這一次世界盃上的種種變化，可以看到足球是怎樣一步一步地意識形態化的。如果追溯它與日本爭辦2002年世界盃主辦權的歷程，就會更清晰地昭顯其意識形態色彩。韓國人在申辦世界盃時與日本人平分秋色，在本屆世界盃小組賽上，又與日本人一起挺進十六強，但其後的賽程中，日本人止步不前，韓國人一直衝進四強，在日韓兩個老冤家的競爭中，韓國人歷史性地戰勝日本。

能激起韓國人民族自豪感的原因，還有歷史的緣由。早在1966年，朝鮮隊也曾經擊敗義大利隊挺進八強，亞洲球隊在世界盃上兩次由同一個民族的球隊有所建樹，以至韓國媒體用“重現1966”、“金主席，下一次讓我們並肩作戰”這樣的標題表達“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之情。

當然，足球的勝利也可能被誇大，被意識形態泡沫化，韓國人想在經濟上進入世界四強的設想便是被足球宏大敘事之後構築的烏托邦。足球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它的特殊效應，但足球水平不是綜合國力的體現，世界盃成績與國家的國際地位更不成比例，世界盃能啟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但並不是一個國家騰飛的翅膀。

四、足球誘發“後東方主義”

韓國人的勝利是亞洲人的勝利，也是東方人的勝利。當然韓國人的勝利，也招致諸多的非議，這些非議大都是對韓國人勝利的不服氣，對韓國足球進入四強的不滿意。一時媒體廣為渲染，乃至認為整個世界盃都貶值了，關於黑哨、裁判、陰謀的種種猜疑四起。這些輿論當中，有一些是來自韓國隊對手的媒體，像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的媒體大肆誇張裁判的不公正，大肆宣傳國際足聯與鄭夢準的“陰謀”，這很正常。一是失敗的一方總是為自己找理由，二是韓國隊本不入流，這一次踢這麼好肯定有“貓膩”，心理上會把自己的失敗歸結為對方的舞弊。

讓我感興趣的是中國媒體和日本媒體的反應。日本媒體發過這樣一條訊息，如果韓國隊進入決賽，日本人將拒絕韓國隊入境，這當然只是一種態度，按照賽程的規定，韓國人真的進入了決賽，日本人是沒有理由拒絕韓國隊進軍橫濱。很顯然，日本人對韓國人的勝利是有些難受的，這種難受是由於一種嫉妒，出於心理不平衡，因為韓日同時舉辦世界盃，日本隊只進入十六強而韓國隊卻超水平發揮，進入四強，日本人心裡酸著，但拒絕入境便帶有一種仇恨的心理，這或許是最終典的東方式的嫉妒。

日本人的嫉妒、憤怒乃至仇恨，還是可以理解，但中國媒體的反應就有些出人意料、在韓國人進入八強、四強之後，中國的媒體幾乎異口同聲地用各種各樣的腔調來挖苦、諷刺、嘲笑韓國人的歷史性突破，最著名的觀點便是央視一主持人的“小人得志論”。作為韓國人的近鄰，中國人對韓國人在世界盃的出色表現應該歡呼、激動，顯然中國足球隊在首次進入世界盃吃了九個蛋、零得分、零進球，但也不能怨韓國人打得好，把韓國人的頑強拼搏精神視為“小人得忘”。

誠然，韓國足球隊在本次世界盃上的優異成績與天時、地利、人和是分不開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