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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兩側,則掛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九時二十五分,身患肝癌的孫中山病逝於北京。臨終前夕,自知不起,孫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遺囑,由汪精衛筆錄,孫中山簽名——這便是著名的《總理遺囑》。這就像一口洪鐘墜地,發出震驚華夏的巨響。
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一九二五年七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只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衛戍司令。一個月後,一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那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五十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湧。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此男子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國民黨內左派領袖。用當時中共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羅亦農的話來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山先生的遺志,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羅亦農:《廖仲愷遇刺前後的廣州政局》,《嚮導》,第一三○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賦予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面,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內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為許崇智僚屬。於是,八月二十五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於是,九月十九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那一聲槍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三個。“漁人”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時此際,毛澤東來到廣州。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毛澤東手中只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那剛剛響過槍聲的地方——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裡住了下來。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可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原本推定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戴季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筆桿子,曾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孫中山病重期間,戴季陶侍立於病榻左右。據其自雲,孫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對戴季陶不時談及自己的所聞所見。於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孫中山學說的“真傳”,遂易名“戴傳賢”。孫中山故後,戴季陶閉門兩月,奮筆疾書,寫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著,儼然成了孫中山學說的“正宗”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然而,兩書一出,輿論譁然。有人諷之為:“孔子傳之於孫中山,孫中山再傳之於戴季陶。”寥寥一語,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參與中共的創立。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便出自他的筆下。不過,他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他聲稱,孫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別黨。此後,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他曾反對過聯俄聯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坐落在北京遠郊的西山碧雲寺,忽地出現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馬汝驥曾詩云:“西山臺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碧雲寺乃西山明珠,平日遊人常來,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之後,遊人倍增——因為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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