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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核心論點是說新四軍“違反軍紀”。那時,就軍隊而言,蔣介石是八路軍、新四軍的上級,所以他擺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勢。但是,就國共兩黨而言,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所以毛澤東無拘無束、毫無顧忌地批駁蔣介石。
細細品味,可以發覺,雖然國共雙方都稱皖南事變,對於“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在蔣介石看來,這“變”是叛變、變亂;在毛澤東看來,這“變”則是突然事變、反共事變。西安事變是聯共的開始;皖南事變則是反共的高潮。就國共關係而言,從西安事變到皖南事變,從正走向了負。
第七部分:風雲多變國共關係陷入僵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國各報差不多都在頭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報道了觸目驚心的皖南事變。不過,那時的中國報紙,大多控制在蔣介石手中。各報紛載的,除了訊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蔣氏文告,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
中共掌握的報紙,大體限於延安,很難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在那裡產生影響。唯一突破“防線”的中共報紙,是在重慶印行的《新華日報》。不過,《新華日報》也要受國民黨的新聞檢查,稿件只有經過審查同意才能刊登。這天,《新華日報》有關皖南事變的新聞稿,全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扣押,只得臨時採用巧妙的調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來的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另外,在第三版,還醒目地刊載周恩來一首詩的手跡:“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後來,毛澤東在看到這份不平常的報紙之後,曾致電周恩來:“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往。”各國駐華記者,也紛紛向各國發出急電,報告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化。
來自各國的反應,隨著各國的立場不同,而對皖南事變作出不同的評價。
美國的反應出人意料。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社論指出,皖南事變是“極大的不幸”,認為國民黨稱中共為“心腹大患”、日本為“癬疥之疾”,是極其錯誤的。
美國駐華使節詹森拜見蔣介石,表達了這樣的態度:“我一向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應導致大規模的互相殘殺,美國人民及其政府對中國維持獨立生存的能力極為關切。”
美國對皖南事變不悅,是因為美日關係已極度緊張。美國不希望中國內戰削弱了抗日力量。英國的立場和美國一致。英國政府透過駐華大使卡爾把意見告訴蔣介石:“內戰只會加強日本的攻擊。”蘇聯的反應則在意料之中。蘇聯支援中共,理所當然反對皖南事變。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明確表示:“對於所發生的事件,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一月二十五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會見蔣介石,指出:“對於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美、英、蘇三國採取反對立場,使蔣介石由“三喜臨門”轉為“三不歡迎”。
日本當然歡迎中國內戰。早在皖南事變發生之前的一個多月,日軍駐滬軍部參謀長櫻井便已赴南京,與駐華日軍司令西尾壽造制定了計劃,內中有一條:“對散駐京滬杭地區之新四軍,決迫其向皖南退卻,並設法使其與中央部隊自相火併。”最妙的反應來自汪精衛。他說了一句“名言”:“數年來蔣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屬一個好人。”國內也一片譁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國民黨左派人士發出一片反對聲。內中,最為激烈的是宋慶齡、何香凝,她們尖銳地抨擊了蔣介石。
美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評蔣介石的話,最為概括:“自毀長城,自促國亡。”態度最強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澤東在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樣容易受人欺騙和容易受人摧毀。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屹然獨立的大政黨了。”毛澤東還接連對中共內部作出指示:“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致周恩來電。“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與全面破裂的開始。”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致劉少奇電。“人家已宣佈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遊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就要犯嚴重錯誤……我們是隻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④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電。“蔣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談話,對我們甚為有利,因為他把我們推到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因為破裂是他發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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