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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在提出對國民黨五項要求之後,指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能夠接受中共中央的五項要求,則中共中央願作出四項保證,這便是毛澤東的“四五方案”。中共中央的四項保證是: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引自延安《新中華報》第三二九期。
這份電報,是中共綱領性的檔案。
當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當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拉開帷幕,一場激烈的格鬥便開始了。這次會議,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對日關係;二是國共關係。“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諮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會議在國民黨黨歌聲中開始。果真,國民黨內各派紛紛登臺亮相。“久違”了的汪精衛上臺了。他成了右翼頭目,力主“抗日必先剿共”。宋慶齡、何香凝則是左翼首領,她們力主“聯共抗日”。楊虎城也出席了會議。他在會上重提西安事變時和張學良一起提出的“八項主張”。他說:“虎城等愛黨愛國,以為救亡之道,莫急於抗敵,而抗敵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項辦法建其始基。”蔣介石呢?他在會上作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報告。他稱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等突然構亂”,是“凌亂紀綱”。他向“到會各同志”分發了“中正手輯小冊之西安半月記”。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乃是陳布雷為之捉刀。陳公博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錄》中,有一段文字妙趣橫生地寫及《西安半月記》的出版內幕,照錄於下:西安事變閉了幕,蔣先生和蔣夫人還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會議正開會,宣傳部長邵力子剛坐在我的旁邊,他正心誠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問他看什麼,他隨手把那本草稿遞給我,說:“你看看罷,看有沒有毛病,這本書還有出版呢。”我一看原來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個鐘頭一氣讀完,會議還沒有散。“這本書很有毛病,應斟酌過才可出版。”我對力子先生說。“我也這麼想。你試說毛病在哪裡?”力子虛懷若谷地問我意見。“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先生在半月記裡從不說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的回憶錄則敘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說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說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腳。……”
這樣這本半月記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覆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儘管蔣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變,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深刻影響了這次大會。大會透過了《宣言》,表示如果領土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而決然出於一戰”。蔣介石也在宣告中說:“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於抗戰之一途。”這是在蔣介石的言論中,第一次出現“抗戰”一詞。
不論怎麼說,總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戰——雖然還有個前提,即“超過忍耐限度”。這不能不說是西安事變的一大促進,一大成果,一大貢獻,一大勝利。至於如何對待共產黨,爭論益發白熱化。大會透過了《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仍希冀“根絕赤禍”,而“赤禍”當然指的是中共。不過,細細推敲這《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可以發覺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這一決議案,提出了處理與中共關係的“最低限度之辦法”: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軍隊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組織。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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