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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對於這曲裡拐彎的四條,周恩來後來作了絕妙的解釋: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鬥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周恩來選集》,上卷,一九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延安的石窯洞裡讀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檔案,以為大體上是有進步的。毛澤東在三月六日致任弼時的電報中寫道:三中全會在法律上確認為偉大西安談判順利的和平解決,成為開始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另外,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的內部檔案《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宣傳大綱),寫得更明確:國民黨三中全會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會議……在對共產黨問題上——雖然指責我們,但提出了四個條件,表示可以進行談判,在他的四個條件與我們給三中全會的通電原則上是相當接近的,因此國共合作的原則是已確定。引自《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和毛澤東討價還價起來
不過,這談判也是曲曲折折的,充滿著討價還價……“顧祝同—周恩來”西安談判,談成了三件事:一是同意紅軍在西安設立辦事處;二是紅軍改編為三個師;三是從三月開始國民黨給紅軍軍餉接濟。這三件事能夠談成,也算不易。不過,畢竟只是一些細節而已。
即便是細節小事,卻也是經過一番討價還價。
顧、周之間的討價還價,實際上是蔣、毛之間的討價還價。
蔣介石二月十六日致顧祝同的密電中,規定了“底價”:“中央準編其四團制師之兩師,照中央編制,八團兵力當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毛澤東三月一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規定了“底價”:“紅軍編五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五十萬,以此為最後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也就是說,蔣介石“開價”:紅軍改編一萬五千人,“不能再多”。毛澤東“還價”:紅軍編五萬人,“力爭超過此數”。顧祝同要服從蔣介石,周恩來要服從毛澤東。顧、周之間討價還價,毛、蔣之間討價還價,好不容易才算談定了個雙方認可的價:紅軍改編三個師,即兩萬兩千五百人,比蔣介石開的價高,比毛澤東開的價低。每一項談判,都如此這般,討價還價著。所幸,不論蔣介石還是毛澤東,不論顧祝同還是周恩來,都對討價還價充滿著耐心。
蔣介石在給顧祝同的電報中提及:有關政治問題,“由恩來來京另議可也”。這樣,國共談判也就接著升級,由“顧祝同—周恩來”升為“蔣介石—周恩來”,談判的地點也由西安轉到杭州。國共談判訊息傳出,各界猜測紛紛。竟有傳聞,蔣介石任命毛澤東為甘肅省主席!這訊息傳進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電毛澤東:“據×××傳播:南京已組國防委員會,蔣為總司令,閻、張及朱德為副主席,毛澤東為甘肅省主席。紅軍編九個師。”毛澤東見了電報,大笑不已。他怎麼可能去當蔣介石手下的一個省主席?!毛澤東於翌日,當即覆電李富春:“所傳非實,但談判正具體化,國共合作大局已定,國民黨政策正在轉變中。”《文獻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剛剛給李富春發了闢謠電報,又從彭雪楓那裡傳來“新聞”:蔣介石要派毛澤東出洋!彭雪楓原任紅軍師長,此時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駐太原閻錫山處。在那裡,他聽到道路傳聞,便給毛澤東發來了電報。毛澤東於四月一日給彭雪楓發了電報:“南京並無毛出洋之條件,華北訊息系誤傳。”種種傳言,表明了人們對於國共合作前景的關心,表明了人們對於毛澤東前途的猜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西子湖畔蔣—週會談
既然蔣介石願意跟周恩來談判,中共中央書記處也就同意了周恩來前往杭州與蔣介石談判。
中共中央書記處事先擬好了關於談判的十五條意見,交周恩來帶去。
三月下旬,周恩來風塵僕僕乘飛機來到上海,先見宋美齡,把十五條意見交給了她。這樣,當週恩來翌日飛抵西子湖畔時,蔣介石已經事先知道了毛澤東的意思。這一回,蔣介石見到周恩來,顯得頗為高興——三個多月前,他在西安跟周恩來見面的時候,是那般的尷尬。不過,周恩來果斷、機智、幹練地處理西安事變,給蔣介石這位黃埔軍校的老校長留下很深的印象。關於這次“蔣介石—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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