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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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幹的日子裡，始終保持高昂的鬥爭意志，對黨對人民懷著無限希望和信心。在遭難的關鍵時刻，每次都是周恩來保護他過關，作葉劍英的“擋風牆”（當然，有時毛澤東也出面調解）。當週恩來得知有人迫害葉劍英，造謠他身邊有“特嫌”，進行“抄家”時，非常生氣，嚴厲批評並制止“造反派”胡作非為！

十年浩劫（13）

自從大反所謂“二月逆流”之後，幾位開國元帥處於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狀態。葉劍英因毛澤東一再保護，說他長征路上揭露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的密電有功，才未被明令取消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職務，還能勉強支撐著搖搖欲傾的軍委大廈，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照顧一些工作。他忍辱負重，以極大的耐心和剋制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全套人馬周旋，機敏巧妙地進行著各種形式的鬥爭。他在自己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仍然關懷著軍隊的穩定，關心著其他受衝擊的同志。一次國防科委幾十名“造反派”要炮轟聶榮臻元帥，情況危急。聶帥交代秘書周均倫去找葉帥，葉劍英親切接待他。不久，讓他轉告聶帥，已向毛澤東同志報告過，毛主席說是人民內部矛盾，請他放心。後來葉劍英又將此事報告周恩來，周總理批評七機部“九一六”群眾組織炮轟聶榮臻的錯誤，要立即停止。

徐向前元帥回憶當年的情景，對葉劍英曾作過這樣一段評述：“他在自己處境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仍然關懷著軍隊的穩定，關心著其他受衝擊的同志。一次，他聽到風聲，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嚴令保護我的安全，一面親自打電話給我，安排我轉移到西山去住。這種患難與共的真摯感情，使我難以忘懷。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夕，由於林彪、‘四人幫’一夥搗亂，朱德同志和我們幾個受衝擊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軍40週年招待會，竟成了問題。在出不出席還沒最後定時，劍英同志親自帶著一名戰士理髮員，來到了我的住處，要我先理個髮，做好出席招待會的準備。當時他的意思十分明確：這次招待會，軍委的一些老同志應該出席，這不是個人的事，它關係到軍隊的安定與團結，關係到國內外的影響，也是向‘四人幫’一夥的鬥爭。當毛澤東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電話通知打來時，劍英同志喜形於色，十分高興！”

為了保護各大軍區、各軍兵種遭到衝擊的領導，葉劍英分別把處境十分困難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賓館等地方加以保護，派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

“文化大革命”進入1968年，形勢更為嚴峻。這年3月22日，發生震驚全國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釋出《命令》，稱：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決定，撤銷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的職務，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24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軍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林彪首先講話，宣佈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的“錯誤”和對他們的處理決定。

首都召開十萬軍民“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造反派”揚言要揪出楊、餘、傅的“黑後臺”葉劍英、聶榮臻。

第二天，毛澤東、林彪接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毛澤東說：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抓到手裡。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於是，成立“軍委辦事組”，由黃永勝取代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黃永勝一夥有意刁難葉劍英，實行“三不”：不給他看檔案，不准他打電話，不準與外界聯絡，甚至不準與子女聯絡。

林彪、江青等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帥”的迫害有增無減。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等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分組會上組織圍攻參加過所謂“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等（譚震林被取消參加會議的權利），並無端指責朱德、陳雲、鄧子恢等“一貫右傾”。在17日第一小組會上，康生強加給所謂“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為王明路線翻案”等罪名。江青則汙衊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黃永勝、吳法憲汙衊朱德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黑司令”。林彪在20日的全會上，宣稱“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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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4）

針對林彪、江青等的誣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