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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極力給“二月逆流”平反。他抓住一切機會和場合,為葉劍英等開脫、平反制造輿論。但葉劍英仍未走出逆境。1968年底,毛澤東親自抓了北京的“六廠二校”作為指導“鬥、批、改”的試點單位。1969年春節,毛澤東找幾位元帥談話,要他們到工廠去蹲點,作調查。葉劍英被指定去新華印刷廠。
葉劍英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二里溝車公莊的新華印刷廠,同陳雲、譚啟龍一起學習勞動,他被分配到裝訂車間,一面參加勞動,一面接觸工人搞調查研究。在車間裡,他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工人群眾中間,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儘自己最大努力做些體力活,同時參加車間的批判會、討論會,虛心向工人學習。為了學到更多的東西,他還在廠裡的安排下,到別的車間去參觀訪問,詳細瞭解生產的每道工序,並同工人們座談勞動體會,支援革新創造,關心群眾疾苦。廠裡的幹部和工人知道他是軍隊元帥和中央領導人,七十多歲了,身體又不好,就主動照顧他,勸他多休息,單獨開伙吃飯。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來學習的,都婉言謝絕了。工人們很感動,普遍反映,葉老帥平易近人,艱苦樸素,和咱們心連心。大家親切地叫他“老葉”,願意接近他,同他說心裡話。周恩來對他關懷備至,經常打電話詢問,還特意派楊德中幾次去看望他,並帶話,囑咐千萬注意身體。葉劍英專門給周恩來寫一個報告,彙報自己在工廠鍛鍊學習的體會。“報告”中,讚揚工人“心地光明純潔,這和一些長期脫離群眾,脫離勞動,脫離實際,老在上層建築中生活的人們比較起來,差距太大”,謙虛地表示自己“落後了,要趕上去”。
這段時間,葉劍英在北京孤苦度日,但仍樂觀豁達,不亢不卑,與逆境作鬥爭。他的小女兒文珊曾寫過一篇文章回憶這段艱苦的日子:
“在那動盪的、‘史無前例’的災難歲月裡,林彪一夥處心積慮想把爸爸搞垮,誣衊他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將,硬說他的孩子們都有問題,橫加罪名,把我的哥哥、姐姐、姐夫們一共7個人投進了監獄,甚至連家中的保姆也被抓了進去。我那時只有十七歲,為了保護我,爸爸把我送到當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的傅崇碧叔叔那裡,當了一名通訊兵。誰知這事讓江青知道了,她把傅司令叫去大喊大叫說:‘葉劍英的女兒怎麼能守總機呢?!在這樣的機密部門工作,走漏了訊息怎麼辦?要把她抓起來!’當晚傅司令打電話給爸爸,說我跟班長吵架了,團結不好,讓家裡速來人把我接回去。我離開的第三天,就發生了所謂的‘楊、餘、傅事件’,傅崇碧叔叔被抓起來了。我當時也不能在北京呆下去了,於是遠離爸爸去福建當兵。記得當時爸爸對我說:‘很可能是傅崇碧救了你。’幾年以後,當爸爸得知傅司令被放出來了,立即讓我去探望他,他告訴了我事情的真相。並說:‘你爸爸把你交給了我,我不能讓他們把你抓起來,所以製造了一個藉口,把你轉移出去了。’
“我離開北京以後,就剩爸爸一個人孤寂度日,行動受到限制,連打電話的自由也被剝奪了。在我們一家被搞得支離破碎的逆境裡,爸爸和兒女們剩下的惟一聯絡就是一封封家書。‘家書抵萬金’。我真正體會到了這句話的意味。為了慰藉孤寂的爸爸,我經常提筆給他寫信。我在家信中流露了我的擔憂,十分關心他的安危和生活情形,可爸爸樂觀、風趣的回信安慰了我,他寫到:‘信中問到二號樓(作者注:葉劍英在廂紅旗住地),且聽吧:二號樓前果木多,一間古廟一頭陀(他把自己比作古廟裡的和尚)。女兒有假歸來看,你的窩兒照樣呵!’從這封平常的信裡,我看到爸爸臨危不懼、善於自處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我受到鼓舞,得到很大的安慰。”
這一時期,葉劍英雖然被迫離開軍委領導工作崗位,但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國內外重大事件極為關注。每天都堅持看“惟一的檔案”《參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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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蘇聯軍隊悍然侵入我國神聖領土珍寶島。中蘇邊界緊張起來。
毛澤東、周恩來指示葉劍英,要他同其他幾位在北京“六廠二校”蹲點的元帥一起討論國際形勢。3月18日向黨中央、毛澤東寫了報告,提出了有關國際問題的7條具體建議。3月下旬,他根據幾位元帥一起多次討論珍寶島反擊作戰問題所提出的意見,由他負責整理了一份《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的報告,於3月29日上呈毛澤東主席。“報告”最後對民兵建設、軍事訓練、軍工生產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具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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