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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的藏書家,收藏的印刷本總是要超過手抄本和稿本,因為畢竟印刷本總體數量要比手抄本和稿本要多得多,也就更容易獲得些。而適園藏書與眾不同的是,刊印本和抄稿本竟達到了相埒的地步——他那920部左右的善本中,抄本、稿本和刊印本竟都在460部上下,各佔半數,其中黃跋本(黃丕烈校跋)就有一百多部,這是張石銘藏書的最大特點,很能說明他與眾不同的性格。11
這些抄本中有很多是名家精抄之作,其中有不少是朱學勤的“結一廬”、張蓉鏡的“小琅 福地”、吳騫的“拜經樓”、顧沅的“藝海樓”等藏書家的舊藏,而這幾家原先都是以收藏或從事抄書著名的。張芹伯在其父親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又陸續收入了韓應陛的“讀有用書齋”、海鹽張氏的“涉園”藏書中的不少抄本。楊守敬從日本抄回的珍籍善本,也有13部讓歸張石銘,這就使得適園藏書又上了一個臺階。這些抄本中最具版本學價值的,是44部影宋抄本,可供校勘訂正明清刊本之用。
1941年冬天鄭振鐸先生從張家收購這批古籍完畢之後,曾向當時設在重慶的文化部彙報工作,報告中以非常動情的筆調論述了這批藏書的史料和版本價值(詳情後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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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湖州南潯闖進上海灘的“大象”(1)
上蒼給南潯人的一份厚禮——輯裡絲
張家人如此“牛氣”,如此新潮,如此慷慨,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張家的祖先、張石銘和張靜江的祖父張頌賢(1817~1892,字竹齋)一手創下的千萬家業。
張家的祖先是安徽休寧人,休寧是個有經商傳統的地方,歷史上著名的徽商所在地。不少資料都記載說,張家的祖先在明末為避戰亂,舉家從安徽遷居到浙江,另有一支到了江西。到了清康熙年間,在浙江的這一支才落戶南潯這塊風水寶地。1
但是,張家後人中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的祖先原先在福建,具體地方大約在福州一帶。不知是哪個年代,有個來自高加索的猶太女人嫁到了張家,所以張家的血統中就注入了猶太人的遺傳基因,致使張家後代中有一部分人長得濃眉大眼,頗似外國人,如張石銘、張智哉(張石銘的女兒)、張叔馴都是這樣。而且,歷代張家人大都很有經濟頭腦,善於做生意,似乎也是繼承了猶太人的秉性。據說原先在福州市內有個張家祠堂,裡面供奉的列祖列宗中就有這位猶太老太太。直到現在,據說那支猶太人後裔仍在福州居住,當然是早已漢化了的猶太人了。2
雖說張家有經商的傳統,世代都在做生意,但是在張頌賢的曾祖父張振先、祖父張秀升時代,他們還只是以彈棉花為生的小手工業者。到了張頌賢的父親張維嶽時代,才開始做些小本經營,但也只是開個小糕團店、小醬鹽店之類。或許在這期間,張頌賢憑他的聰明才智,已經在協助其父從事經營了,逐漸積累了經商的經驗,這為他後來的崛起,準備了一定的條件。
當一個時來運轉的機會降臨到南潯的時候,張頌賢及時地展現了他的才幹,開始了大手筆的運作。他一生頻繁地往返於南潯、上海、杭州之間,從事生絲和食鹽的貿易。商海風波,瞬息萬變,但靠他大智大勇,穩健地進退,每次都能化險為夷。到他1892年辭世時,已經神話般地聚斂了一千多萬兩銀子,成為南潯的一頭“大象”。3
南潯人有南潯人的幽默,把發了財的富戶依家財多少,分別喚做“大象”、“牛”和“小黃狗”。依南潯之富,鎮上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條小黃狗”。家財一百萬兩銀,在別處可以耀武揚威,稱百萬富翁,而在南潯,卻只能屈居“小黃狗”。而要當“大象”,就得賺上一千萬兩銀!
一千萬兩銀,這在當時是個何其了得的數字!要知道1900年庚子事變後,八國聯軍退出北京時,大清帝國全年的稅收也只有八千萬兩銀。而區區一個南潯小鎮,僅“四象”的家產,就能抵得上庚子年全國一半的稅收,這是何等的富有!
張家的奇蹟還在於,張頌賢的先輩,數代人都是土生土長、小本經營、默默無聞的小老百姓,而到了張頌賢手裡,驟然“一個跟斗翻到青雲裡”,徹底改變了整個家族的命運。
這就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叫做“天時、地利、人和”。所謂“天時”,主要是指上海開埠這個歷史性的轉折,給張頌賢等天才商人帶來的機遇。
那是一箇中國對外貿易空前大發展的時代,打破了過去只有廣州的十三行(俗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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