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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帶來倒是也顯得非常莊重。
吃晚飯之後,大家就坐下來開始聊天兒,也不知道怎麼著,就聊起了國家福利的問題。
最近幾年來,中國政府方面為了減輕政府負擔,已經出臺了停止分配福利住房的政策,同時也在將公費醫療推向社會化,而在稅收方面,分稅制的推出也大大地提高了稅收總額,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國家福利的減少,究竟意味著什麼?
對於這些問題,保羅二世也曾經認真地研究過,因此便對範無病說道,“關於福利國家的爭論由來已久。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總比沒有強,所以都贊成福利國家。但是對於財經專家來說,他們多了一層思考,提出的懷疑很多。最基本的一個問題是,福利所用的錢從哪兒來?又用到了哪兒?普通人總以為政府的錢自有其來源,能有錢用在自己身總是好事。其實政府並不創造財富,反而要消耗財富。歸根究底,政府的錢是從納稅人手裡徵得來的。而且政府的規模越大,管的事兒越多,花的錢必然也多。總體看,政府從納稅人那裡徵稅,再用在納稅人身,有點多此一舉。而且讓政府多徵稅,擴大了政府的權力,就有些國家的情況而言,未必就是好事。與其徵稅再返回不如少徵點稅,還能節省許多徵稅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費用,總體提高了效率,這是反對福利國家的主要理由。”
“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感到有點兒困惑。”範無病對此不是很明瞭,於是撓了撓頭說道,“我覺得福利國家也有其弊端,比如說北歐的一些國家的福利政策,雖然對於窮人有利,但是從某種意義來講,也可以說是在養懶人,這似乎也是不妥當的。”
從稅收的確切來源和它的確切去向來看,福利國家無非就是一種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稅是從誰手裡徵的,又花給了誰。
如果是從較富裕的階層手裡徵的,又用到了較貧困的人群,它糾正了過大的貧富差距,這樣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稅是從一般群眾手裡徵收的,又用到了一般群眾的身,這種福利政策就是多此一舉的,因為它並沒有改變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個不良的副作用。
更壞的是從低收入群眾手裡徵稅幫助高收入的人群,它惡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這種不良的副作用,就是改變了人們努力的方向。
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努力去賺錢,也就是創造財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們努力去鑽空子,交錢的時候躲著走,分福利的時候搶在前面。可以說整個社會的奮鬥方向被扭曲,從財富創造變到了財富分配,人們的力量用於互相抵消的內耗,不能增加社會的財富。
用納稅人的錢扶貧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是扶貧是必要的,產生的副作用可以想辦法克服。而對一般人的福利並非必要,對有錢人的福利更是有害的。
“根據多數稅務專家的看法,貴國等一些國家的稅制是不利於窮人的。或者說,窮人交的稅從佔收入的比例看比富人多。比如窮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稅,而富人只交了1。這是因為貴國的稅收收入主要與商品的流轉有關,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費有關。富人的消費佔總收入的比例低,儲蓄所佔的比例高,而窮人則相反,消費佔總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納的稅從佔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窮人要低。”保羅二世身邊兒的一位樞機主教顯然是長期負責梵蒂岡的經濟事務的,談起這個事情來頭頭是道,“個人收入調節稅是用來糾正貧富差距的,但是貴國的收入調節稅根本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因為富人多數都逃稅,事實這部分的稅收主要是從工薪階層徵得來的,它起了反調節的作用。要糾正這一稅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須從稅制想辦法,這是另一個大問題。”
範無病點了點頭,事實他也知道這位樞機主教所說的確實屬於事情,就好比是他的公司一樣,由於可以享受各種免稅政策,或者透過財務專家,能夠合理地透過法律手段進行稅務規避,所以每年僅僅從這方面能夠節省下來的金錢就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天文數字。
而對於大多數的合資企業或者外資企業而言,所享受的優惠政策以及稅收政策基本都是令人眼紅的,這也就造成了窮人養活富人的稅收政策。
即使稅收政策沒有扭曲,也還有支出方面的問題,即政府用於福利的錢花給了誰?
如果是花給了一般老百姓,從大家手裡拿錢再用給大家,這就像前面所說的是多此一舉,而且錢從大家手裡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裡是有漏損的,不但有徵稅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還有貪汙腐化的成本。比如說大家交出去一百塊錢,拿回來的恐怕連九十塊錢都不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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