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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常州人在鐵本專案上,也嘗試了“闖關”手段,鐵本的八百四十萬噸專案被拆分成七個子專案和一個碼頭專案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七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十四個土地報批申請。

專案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專案。

戴國芳日後在看守所裡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

當然了,宏觀調控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迫使高層動用這種手段的,也並非是戴國芳一個人,他顯然不是惟一的一個進入鋼鐵業的民營企業家。

同年,上海復星的郭廣昌也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鋼鐵廠。

而在其他領域,四川劉氏家族的劉永行在包頭宣佈,東方希望集團將在這裡投資一百億元建設百萬噸級的鋁電一體化專案。

這場民營企業的重型化運動,在很多年後仍然讓人津津樂道,市場的車輪似乎正在碾向堅硬的壟斷地帶。

要知道,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中國民營資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後有過兩次突破所有制障礙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麼,今年的這次重型化運動已經是第三次、也是實力最為強大的集體衝鋒。

針對這一活躍景象,有雜誌在評論中不無激越地寫道,“當人們看到,民企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的同時,人們不再懷疑,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重新整理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託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巨頭。”

不過很顯然,這段評論在日後讀起來的時候,恍若前世夢語,留下的只是唏噓。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的問題很快從毀田佔地變成了違規建設。

處在事件旋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鋼廠的第一座高爐很快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也就不用擔心了。

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專案,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

然而,事態遠比他想象中的要嚴重得多。

自國務院通知下發後,各地的重化工業專案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同比增長了四成多,創下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七。此時,有非法佔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專案浮出水面,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是最典型的懲戒物件。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的問題也許花錢能夠擺平。於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投資、違規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現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兩千年公司設立開始,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廢舊鋼鐵價值十幾億元,其中有虛開發票近兩億元,抵扣稅額近兩千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於管理應承擔相關的責任。

這份為了破財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交至當地的國稅局。

出乎他預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專案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

很快,國務院領導抵達蘇州,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彙報鐵本專案及其所引發的問題。接著,一個由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專案進行全面檢查。

這是自一九九一年的溫州“柳市事件”後,中央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專案進行空前的聯手行動。

再接著,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再接著,九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彙報查處情況,為其定性,他們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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