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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分子,家裡藏著很多錢?早知道這樣,我們過去就貪汙了。”

結果,為了完成買斷任務,只好把公有資產大打折扣,而且也只能在收取買斷款方式上採取靈活措施,導致半賣半送的局面。

綜合種種情況,國內的民營資本在經過胚胎期後,在不斷加入這支隊伍的人員中,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漸漸地由無罪到有罪,由輕罪到重罪,由少罪到多罪。但是,既然不屬於胚胎期,便談不上是原罪。

國內的民營資本是一個整體概念,是一個階級或階層,必須從其整體的演變考察,以後進的人有罪而上溯為原罪,不符合基本的邏輯。

這些有罪者來源於官僚、官商以及他們的同盟者,並不是真正的民營企業,而民營資本的民間性決定了真正的民營企業才能夠代表了民營資本的本質,因此,從本質上來說,這些有罪的私人資本不能代表整個民營資本有罪,更談不上民營企業有原罪。

那些有罪者轉為民營資本後,基本屬於官僚辭官後或官僚親系人員利用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型別,和本非官僚及其親系人員但與官僚及其機構結成同盟並藉助於政府力量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型別,雖然在資本量上十分巨大,但不等於在人數上佔著民營資本的決大多數。

事實上,國內的民營資本人口更多屬於小商販、小加工業主、小企業主。因此,少數人口有罪不能代表全部人口有罪。

這些罪主要不是他們在成為民營資本時犯的,而是主要在作為官僚時犯的。

從這個角度說,他們的罪不是民營資本的罪,而是官僚資本的罪,作為民營資本應該是無罪的。如果因為他們的前身是官僚,是做官僚時透過犯罪積累了資本轉入民營資本行列,而稱之為原罪,這等於說偽軍投誠、起義並改編為八路軍後,指稱八路軍就此有了漢奸原罪一樣荒唐。

不能否認民營資本的一些個體會是有罪的,比如透過製假販假積累資本者即是,但個別人的有罪不能等於民營資本整體有罪,這就好象有工人犯罪不等於工人階級有罪,有農民犯罪不等於農民階級有罪一樣。

指稱私人資本有原罪的另一說法,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判斷他們從來就有嚴重的偷逃稅行為,這顯然是一種粗陋的缺乏理智的指責。一切具有自主地位的資本,其基本的目標總是利潤,而具有實際意義的利潤總是稅後利潤,因此,他們無不會設法減少自己的稅收支出。

正因為這樣,稅種設計和稅率調整才成為一個國家基本的經濟槓桿之一。

當國家稅種和稅率一定並不可減免時,減少稅收的基本途徑有兩種:一是合理避稅,一是偷逃稅。合理避稅涉及複雜的經營技巧和會計技術,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不存在是否犯罪的問題。偷逃稅則是非法的,但只有當偷逃稅額達到一定數量時,才構成犯罪。

合理避稅是一種普遍現象,可以認為,任何不懂得或不嘗試合理避稅的經營者,都不是合格的或有資格的經營者。較之合理避稅,偷逃稅總是少數的現象。

問題在於,政府基於財政利益,並不鼓勵和支援合理避稅,也缺少對合理避稅的研究,面對普遍的合理避稅事實,在觀念上一律斥之為偷逃稅,甚至,有時也會對合理避稅按照偷逃稅進行處罰,造成了國內普遍偷逃稅的假象,並形成了強烈的經驗輿論,而輿論的矛頭則又被無理地引導到了民營資本頭上。

事實是,由於政府機構的日益臃腫、公務員的中產階級化和貴族化,並長期熱衷於各種形象工程投資,從而導致財政越來越陷入赤字陷阱,因此,政府對稅金的徵收也是越來越強化。

稅入增長超過國民經濟增長,反映了政府對企業的稅收壓迫。

私營企業長期的被歧視地位決定了他們面對高額稅收時,必然處於企業界的最弱者地位,同樣金額的偷逃稅在國企、集體企業、外企一般不會受到刑事追究,在私企則自然會跟進刑事追究。

雖然私企因為偷逃稅受到刑事追究的絕對數量並不多,但因為國企、集體企業、外企偷逃稅很少有被刑事追究的,因此,就進一步造成了都是私企偷逃稅的社會假象。

由此可見,對中國民營資本從來就有嚴重偷逃稅行為的判斷,是建立在一種假象事實上的社會輿論,是一種被誤導的輿論。

政府高層對於河北一號檔案的爭論也持續了好幾天,大家吵得口乾舌燥不可開交,最後終於是統一了意見,認為這個檔案的推出不合時宜。

事實上,這個檔案的推出,跟目前高層正在進行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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