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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獨裁主義互相角力的同時，政府於2002年8月實施了具有爭議的國民戶籍登記制度，每個人都被賦予一個11位數字的身份號碼，全國的政府部門均可獲得個人的資訊。調查顯示，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反對這一制度，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個人資訊洩露，一些市政當局則拒絕採取該項制度，因為這會造成資訊的濫用。僅在橫濱，就有80萬居民（居民總數為350萬）拒絕在被稱為“Big Brother”的戶籍系統中登記。這種反對的舉動以及對人權和可能洩露個人資訊的關注表明，日本公眾作為一個整體在對待這類事務的態度上確實變得更加西化了。
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怒氣可能已被化解，但負面感覺仍就沒消失。亞洲國家尤其對日本未能抓住適當機會處理其戰前與戰時行為而感到失望與不安。1989年裕仁逝世與1995年終戰50週年，都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但這些機會被錯過了。在出訪韓國和中國的時候，明仁天皇表示強烈的遺憾，也聲稱日本是造成苦難的根源，但是這並非完全意義上的道歉。國會提出一份有關戰爭的正式宣告，表達往常的遺憾之意，但沒有做適當的道歉，儘管首相村山個人表達了誠摯的歉意；接著首相小淵惠三在1998年10月與韓國總統金大中籤署的聯合宣告中致歉，宣告他“承認日本的殖民統治對韓國人民造成了無法承受的痛苦和傷害這一歷史事實”，而且表達了“對此苦難的悔恨之情和衷心的歉意”。
但是日本對待“慰安婦”索賠的處理方式招致的反感，使這些和其他的道歉贏得的好感被打得煙消雲散。“慰安婦”是被強迫給日本軍隊提供性服務的婦女，其大部分是韓國婦女。她們的索賠被交付給了私人基金，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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