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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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考入燕京大學。通常燕京大學每年只招收兩百多名新生，但是在1938年招收了七百多人。據說司徒雷登到過重慶，見過蔣介石和周恩來，都拜託他對淪陷區的學生加以照顧。當時北京還叫北平，日本人來了之後改叫北京，但是燕京大學管北京還叫北平。在這種小小的稱呼之別上，其實含著很複雜的關係，這就說，燕京大學根本就不承認日本人。在這種背景下，我成了燕京大學的七百分之一。在燕京那片相對安靜的校園裡，我度過了兩年的讀書生活，我的書讀得不錯，還得過獎學金。但是我並不是以讀書為主，我是以演劇為主；說演劇為主也不確切，我實在是以戀愛為主，以失戀為主。當時我身邊的同學，有地下黨員，也有國民黨抗日鋤奸團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我這樣的戀愛分子卻不多，這讓我感到慚愧。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黃宗江：沒有畢業的戀愛分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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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燕京人當中，很少有人不知道謝迪克這個名字的，他當年是燕京西語系的外籍教授。作為西語系的學生，黃宗江對於這個名字當然更加熟悉。甚至對於這位教授晚年居住的美國東部小城綺色佳，黃宗江也多出一份特別的情愫，這為中國一個古老的成語“愛屋及烏”又增加了一個註腳。在黃宗江的新著《洋嫂子&洋妹子etc》中，黃宗江這樣描述那個美國東部小城：

……

我念念不忘它，只是因為半個世紀以前，我在燕京大學上學時期的一位英國文學教師謝迪克，如今生活、授業、退而未隱於斯……

在那篇文章中，黃宗江寫到了謝迪克：

1938年秋季，我進入燕京大學西語系，他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國紳士的派頭，一口標準倫敦英語，這都是我們年輕學子所向往的。當時學生還有這麼個說法：謝迪克隨身三件寶：夫人、手杖、狗一條。謝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學教授俄羅斯文學的一位俄羅斯小婦人。我那時選了謝迪克的課“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回首前塵，坐在課堂裡聽這樣的教授講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種福。然而年輕人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漫不經心，學業荒疏，心放在演劇和愛情上；尤其不安心的是當時正是抗日戰爭，面對寧靜的未名湖水總感到十分有愧，終於一步步遠走，遠去海角天涯，遠離了笛福、彭斯，也遠離了謝迪克，半個世紀邁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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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黃宗江被勒令交代海外關係，但是黃宗江想來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麼海外關係，只好交待了教過自己的所有外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謝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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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敘述中，黃宗江兩次說到了離開未名湖。離開未名湖或許是黃宗江的一個心結，那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1940年12月，我決定離開燕京。當時快大考了，我也有點怕大考。我找到文學院長周憲章，說：“我要休學，我有抗日問題。”周院長說：“你先冷靜冷靜，咱們再談一回。”由於演劇，加上我是橫渡昆明湖的冠軍，我在燕京還是比較出名的學生。很注意學生動態又擅長表揚學生的司徒雷登平時看到我，總會笑呵呵地問我：最近游泳了嗎？當天下午，司徒雷登就接見了我。司徒雷登跟我表示：只要我不離開校園，他可以保證我的安全。但是我當時是想抗日，而不是已經有了抗日問題。我支支吾吾地跟他說：“這個……這個我不能跟你說，反正我是非走不可。”司徒雷登看我一定要走，就跟我說到了內地可以找熊佛西，他是燕京的學生。我又說：“我跟他在藝術流派上不是一個派。”我當時感興趣的是曹禺、張駿祥他們。我向司徒雷登表達了他對我關心的感謝，就離開了燕京大學。

這一走，就是六年。“1946年夏天，我又回到燕京大學上我的第九年大學，一直到現在，也沒有畢業。”在那一年，未名湖畔學生宿舍六號樓一層的一間屋子的門口貼上了“黃寓”二字：住在裡面的是黃家的三兄弟，老大黃宗江、老二黃宗淮、老三黃宗洛。那是怎樣的一段故事？黃宗江沒有說，或許他認為故事的重點不在這裡。“解放前夕，黃宗洛就到解放區去了。”對於自己三弟當時的情況，他也是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帶過了。不過在這簡單的一句話中，包含了一個資訊，那就是：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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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再一次把黃宗江聯絡在一起的時候，是一個極不正常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黃宗江在許多罪名之外，還有一條，那就是“司徒雷登的黑寵兒”。

紅衛兵在我家抄家的時候，抄出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