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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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個普通國家的國際地位，而且要追求政治大國的地位，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政治作用。

為此，日本歷屆領導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為擺脫其“政治侏儒”的現狀做著多方面的努力。從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強調日美關係是“主軸”的同時，逐漸修正了對美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開始努力謀求其政治大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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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常”國家（2）

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提出以“對美協調為主軸”，以恢復日中邦交為“首要課題”的“等距離多邊外交政策”，力圖使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從“依賴”變為“夥伴”關係。1972年7月7日，田中內閣的外相大平正芳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日本跟著美國腳步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4年，三木武夫當選日本首相後，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對中蘇兩國“不偏不倚”的“等距離外交”。雖然這種外交表面上是重蘇，但是由於日本和蘇聯存在著“北方四島”的歸屬問題，因此日本的對蘇政策也只能是謹慎從事。

1976年福田糾夫首相上臺後，對上述政策又做出了新的修正，提出了以日美關係為基礎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此之後的歷屆日本政府，均基本上貫徹了這一政策。在加強日美合作的同時，為了徹底改變“政治侏儒”的地位，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日本政府將使日本成為與自身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大國作為戰略目標，試圖透過確立“與經濟大國實力相應的國際政治地位”，使日本逐步成為“得到國際公認的、能起領導作用的國家”。在1980年，首相大平正芳就提出，日本要成為“西方一員”。1981年，鈴木善幸當選首相，在訪美時他亦宣稱，日本已開始“第三次遠航”。

1983年7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向家鄉選民發表演說時宣稱，他執政的目標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不僅增加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力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分量”。這是日本首次提出“政治大國”的口號，進一步明確了日本的對外戰略目標。顯然，日本已經把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過渡擺到了頭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竹下登繼任首相後也立即表示，要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發揮與我國實力相稱的積極作用”。此後，繼任的海部俊樹首相，也一直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1989年秋，海部俊樹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了《日本的構想》一文，其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日本願全心全意地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

1989年底，日本外務省制訂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針，強調“東西方冷戰已開始了消除過程”，“日本作為以經濟實力和技術力量為後盾的國際秩序的主要責任承擔者”，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立”。1991年，中東海灣戰爭爆發後，海部內閣倉促制訂了所謂《聯合國和平合作法案》，試圖加強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在90年代初，日本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進行了種種努力。

可以說，從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成為“政治大國”，日本一直在努力運用“綜合國力”，在以日美關係為主的基礎上，積極協調和改善與各國的關係。

在中日關係方面，繼1972年9月29日雙方簽署“聯合宣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2月和8月，中日雙方又簽署了《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了1988年，中日兩國的貿易額比邦交剛剛正常時增加了13倍，並一直持續增長。雖然在當時中日關係方面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如“教科書”問題、日本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的右翼勢力也屢屢圖謀阻礙中日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但是，當時兩國關係的主流是健康的。

在日蘇關係方面，1972至1976年，兩國共進行了4次關於締結和約的談判，但均因“北方四島”問題的存在而擱淺。從1984年以後，日本為了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和在蘇聯尋求新的市場，提出要“與蘇聯加強政治對話”，並將開啟日蘇關係僵局列為重要的外交課題。而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後，也根據“新思維”積極謀求和日本改善關係，以換取經濟和技術兩方面的合作，兩國關係似出現轉機。但是，由於雙方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均不願做出原則性讓步，因此兩國關係始終難以獲得重大發展。

在與西歐各國的關係方面，自田中內閣以後，日本政府一直強調要與之確立“夥伴”關係。1979年，七國首腦會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