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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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論文字的天才

陳布雷1926年至1948年，長達二十餘年，為蔣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長期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兼五組組長，他的心理背景乃是：“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業，是為蔣介石撰寫重要文章、文告，《對張、楊的訓話》《西安半月記》均出其手。

他的*寫至1938年，實際是他的自訂年譜。

他的文章邏輯嚴密，思慮深遠，而他的修養，遂於經史，學問淹雅。其幕僚作業，思慮綿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大量涉獵中英文名著，歷史由沈尹默教授，稱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內容，另致力於19世紀晚期憲法史，比較憲法等課程。那時他已剪去辮子這“可恥之物”。1911年，他22歲，革命思想業已初步養成，畢業的時候，他的老師對學生說“望汝等不以此為止境，須知中國方在開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勸他到東北，做藍天蔚的幕僚，他不願離開《天鐸報》，婉辭之，戴季陶還埋怨他胸無大志。

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撰發《對外宣言》，初稿為英文，王亮疇交到上海《天鐸報》。報社總經理陳芷蘭說，陳布雷即能翻譯。亮疇不信，馬上現場試譯一段，都覺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譯之。

老派幕僚的最後餘光（2）

亮疇又將文字潤色一遍，《天鐸報》刊之。次日，《民立報》的徐血兒對於右任說，此文被《天鐸報》譯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團籌建，劉健群執筆草擬《宣言》及《告青年書》。蔣公指定此二稿必須交由陳布雷修改，當時正撤退，輾轉重慶、武漢之間，五易其稿，仍覺原稿難以改好，最後不得已放棄之，由潘公展重新擬稿，佈雷加文學潤色，才透過。

舊時幕僚，替人捉刀代筆，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須文采，只要沒漏洞即可稱佳。《幕學舉要？總論》談到這一點，嘗謂：“文移稿案，原屬平淺。留心細看，習練久則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識笑話就很不錯了。

但是陳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寫得專業、實用而文章氣勢逼人，而又妥帖安穩，將難以照顧周到的文章難點處理得恰到好處，可稱調和鼎鼐之手。也正因為太過用力費心，慘淡經營，他的身體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屬人生壯年，卻已無法支撐。

主佐文幕的經緯

佈雷先生在蔣介石身邊做幕僚，貢獻極大、時間極長，而且用志不分，品格意志最為專一。同樣重要的幕僚還有陶希聖，但陶氏中途變節，復又反水，顛來倒去，真不好說。蔣緯國在他的口述自傳中說：“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志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

1926年春天，邵力子向陳布雷轉述蔣介石的慕重關心。

其時佈雷任職於《商報》。

該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謁張靜江先生，翌日見到蔣介石。他來的時候，就拎著一個小包，帶著他自用的文房四寶到來了。

1927年2月，蔣介石發表《告黃埔同學書》，就是蔣氏口授，佈雷根據其意思而起草的。這可以說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業。本來蔣氏要他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因彭學沛在任上，他辭謝了。1928年，北平克復，乃隨蔣先生赴北平，途中起草總司令呈文。接著又起草《祭告總理文》。這期間他兼任《時事新報》主筆、浙江教育廳長等職。

1934年在蔣介石南昌行營，蔣先生告訴他，幕僚方面，政務有楊永泰，軍事有熊式輝，文字方面，極需像他這樣的人在左右。其後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熊、楊為常委，開始網羅青年留學生來此做研究、調查、設計等工作。

委員有二十多人，但陳布雷說：“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1935年初撰寫《敵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軍閥之無知，發表後多方轉載，引起轟動。接著趕到南昌過舊曆年。行營設計委員會撤銷。改組設立於1933年的侍從室，設立一處二處，分工是一組總務、二組參謀、三組警衛，屬第一處，主任晏道剛；四組秘書、五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