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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如果有一箇中華學校的學生走到唐浩然的面前,詢問自己是否重要的話,唐浩然會非常肯定的給予這麼一個答案。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
甚至可以說,沒有人比唐浩然更清楚中華學校的孤兒們的重要性。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接受現代教育的孤兒在未來扮演的角色,不僅僅只是技術人員以及科研人員,他們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而這個角色甚至將會改變這個國家。
人才!
身處這個時代,唐浩然才知道人才究竟能匱乏到什麼程度——除去幾十個留美幼童之外,身邊竟然再也沒有了可用的人才,以至於對於人才的渴望,從來未曾停止過,為了滿足特區建設對人才的需求,甚至就連駐英公司的首要任務不是採購裝置,而是引進人才。
不僅僅只公司需要,甚至就連同作為基礎教育之一的中華學校,亦也不得不引用外國教員,因為本國沒有合適的“小學老師”。
也只有接觸過這個時代的人們,才知道他們是何等的保守,對於那些知道“回字有四樣寫法”,卻不知道地理,不知自然,更不知科學為何物的讀書人,唐浩然自然是早就絕望了,或許他看重國學,但看重國學並不意味著無視西方科技的進步,那些傳統讀書人能夠給這個國家帶來什麼?能夠給國家帶來富強嗎?
答案是否定的。
而任何變革都是以打碎舊的利益階層作為代價,如果新瓶裝舊酒,繼續任用舊時代的讀書人為官,他們會千方百計的維護舊時代的利益。相比於那些讀書人。唐浩然更願意相信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孤兒與國內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不會受到中國複雜的關係網的影響,這注定了他們與傳統官員、讀書人的不同,而在建設現代中國的道路上。需要的是一批令行禁止,能夠不折不扣執行中央命令的官員,而這些孩子則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他們或許太過年青,經驗有所欠缺,但是用於充當基層官員。也許能夠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說出任基層公務人員以及法官,他們與國內的民眾並無個人關係的瓜葛,所以才能夠於中國複雜的人情網中做到真正的公正無私,從而樹立法律嚴峻而又無私的形象。
“我們現要所需要的。就是儘可能多的教育學生,四萬、五萬、十萬,學生,自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畢竟,咱們於這裡要辦的事情需要是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才!”
西學人才很重要嗎?
過去,對於西學人才的重要性,李光澤很難理解。但是現在,隨著廠礦的創辦,他似乎能夠理解大人的苦心。辦廠興礦以至練兵,都需要精通西學的人才,讀聖賢書的人多,可讀聖賢書的人或許能為官,但若是用於實業,卻是不堪一用。讀聖賢書者,有幾人知煤如何採。鐵如何練?紗如何織?路如何修?
作為東亞同文學會秘書長,李光澤現在同樣要去學習西洋學問。若是換成他人或許會有些不屑,可他卻知道能否與府中站穩腳,與這西洋學問有很大的關係,不過他並沒有不自量力的選擇如冶金、築路、化學等科學,那種西洋學問沒有十幾年的功夫絕難有所成。
所以他另闢蹊徑的選擇了教育,這是他從《泰西策》中習得的門道,如普魯士、日本者無不是以教育作為興國之道,作為《泰西策》的編寫者,大人自然看重教育,而他身邊又豈有擅長教育之才?
那李光澤研究西洋教育,難道僅只是做大人身邊的洪堡?
當然不是,他需要藉助辦教育,作為於府中的立足之道,而不至於大人眼中,自己只是一個讀聖賢書、知官場之人。
“大人,以我之見,在學校中,不乏十四五歲,以至於十六七歲者,其年齡已長,多年流浪致使劣習成性,於校間恐將劣習傳於年少者,以我之見,不如將其納入警察部,練其心性方可為用,”
試探著提出這個建議時,李光澤又特意強調道。
“畢竟,現在學校教育為小學教育,而其年齡者大至十六七歲,以此年齡更應接受掃盲教育,而非於校中按部就班的學習……”
李光澤的話讓唐浩然不以為意的笑了笑,曾作過志願者的他自然知道長年流浪在外對少年心性的影響,同樣也知道,其流浪經歷使得其更看重親情。
“心性是需要磨練,但不是在警察部,而是在學校,學校是讓他們生活正常話的地方,而學校將給予他們家的感覺,只有如此……”
如此他們才會對家庭和家長忠心耿耿,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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