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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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創造了更大的經濟流動性和向上發展的空間。

四海為家與故土難離（4）

但是在紐瓦克定居之後，我的家庭開始原地不動了。我的幾十個叔叔和姑姑中只有一個搬到了離紐瓦克30公里遠的地方。這樣我的母親和她的姐妹兄弟還有他們的孩子每個星期天就可以聚在我祖母家裡一起吃晚餐了。

幸運的是，我的父母一直強調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對於他們來說，高校的學位就意味著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立足，是通向更好生活的道路。可惜他們偏愛離家近的學校，這樣我可以住在家裡，坐車上學。但我非常希望去遠一些的學校。確實是這樣，我渴望離開家自由自在地生活，隨心所欲，可以在外面呆得很晚，和我的朋友們一起開心而沒有父母和親戚們時時關注我。同時，我的本能也告訴我，離開我的那些工人階級的朋友、我的玩伴們對我有更多的好處。我的許多朋友毒癮已經很深了，還不時地做一些輕微違法的事情。幾乎沒有人希望上大學，更不要說追求職業生涯了。我知道在某種程度上，上大學不僅僅能讓我實現夢想，更是我的出路所在。

我拿到了花園之州專案獎學金（Garden　State　Scholarship）上了大學。獎學金不僅包括我的學費，還能支付我的生活住宿費用，這樣我說服了我的父母讓我去唸離家50公里的拉特格斯學院（Rugters　College）。實際上拉特格斯學院離我家很近，但是我的家人們都覺得我好像要去另外一個世界。他們每次探望我時開來的雪佛蘭羚羊汽車裡都裝滿了食物、啤酒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就像朝聖一樣，似乎我確實是去了另外的世界。

上大學只是許多事情的第一步，每次我生活中出現新的事件時，我的父母總覺得我又開始了一段新的旅程。甚至當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時，我只要坐上火車就能回家，可在那五六年的時間中，他們兩次長途跋涉到大蘋果（紐約）來看我。現在他們已經去世了，他們可能只去過三個州，卻沒有一次是乘飛機或者是體面地旅行。旅行很費錢，旅行就意味著要把錢從其他更要緊的東西上抽走，同時也意味著離開家庭和家人，而家是我的父母希望待著的地方。

我的父母可能很快樂，他們難離故土，而我則四海為家。透過努力工作，他們在紐瓦克購買了一套小房子，這樣他們的經濟地位就從工人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的中低層。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地理上的遷移，我不可能去研究生院，最後成為教授和作家。儘管沒有聽過經濟學的課程，我的父母非常明白留在原地和四海為家各自的利與弊。

2007年倫敦大學經濟學家那塔烏德？鮑德哈維（Natt*udh　Powdth*ee）用調查的資料來估算經常見到朋友和親人的貨幣價值。研究表明，每天見朋友和親人的價值幾乎比6位數的額外收入還多。例如，鮑德哈維發現，如果你從一個你能經常見到家人和朋友的城市搬到另外一個不能常看見他們的城市，你需要多掙13萬3千美元來彌補由於遠離這些人所失去的幸福。鮑德哈維很明確地指出；每個人對於時間都需要做出慎重的選擇。他這樣寫道：“要獲得更高的收入或者是維持與他人穩定的社會關係都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每個人的投資決定都取決於他們所擁有的東西，比如金錢或者是友誼，他們相信自己的選擇會對他們的幸福產生更好的影響。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四海為家與故土難離（5）

我覺得很難給人們之間的親密關係貼上精確的價格標籤。但是，按照鮑德哈維的計算，我欠我的妻子拉娜一大筆錢，因為當我們結婚時她離開了五個姐妹、雙親、很多侄子侄女，還有數不清的親朋好友。

許多人選擇不離故土，甚至當搬到別處從經濟上而言是可行的時候。可能他們本能地知道密切的社會關係的經濟價值。許多人離開家鄉最終還是決定回到家鄉。家鄉的吸引力如此強大——家庭的紐帶，照顧年邁的雙親或是幫助孩子們，希望靠近畢生的朋友。在我的研究當中很吃驚地看到，我為這本書收集的大約200個具體的地點變遷案例中，許多換了很多居住地的人在晚年選擇居住在家鄉附近。

例如，琳達？馬圭爾（Linda　Maguire），一位才華橫溢的歌唱家，她放棄了在多倫多極為成功的事業，回到她在弗吉尼亞州的家鄉。“我已經過夠了難以置信的充滿藝術、創意和學院氣息的生活，這要感謝政府對我演唱事業的支援和我作為頂級專業歌手的經歷，”她接著寫道，“我必須要回到我永遠不能迴避的一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