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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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新來的文化事物如果不擾亂原有的社會組織，或者與現存的風俗習慣綜攝起來，那末便比較容易被接受，或抗拒作用較小。例如，西式“文明結婚”對原有社會組織牴觸相當多，所以引起的抗拒也大。但是，到上海外國工廠去做事，到洋行去當“寫字”，則毋寧受到鼓勵。陰丹士林布在中國鄉村，是“皆大歡喜”的外來客。然而，婦女穿短袖上衣違反“禮教”，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奮鬥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實現。第三，需要巨大資金才能興建的大規模的技術裝置，即令不必考慮風險，如果不是少數個人或一個單獨的社群所擔負得起的，也不易被採用，例如，大規模的水壩工程。西方人士看見中國一般人對水旱之災常採漠視的態度而感到迷惘。殊不知這主要由於中國一般人無控制水旱災變的能力。因為中國一般人沒有這種能力，所以對於自然災變之來臨，除了避退和忍受的消極抵抗以外，常持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這種態度同西方文化裡“人定勝天，人能征服自然”的積極態度剛好相反。

C　文化與性格

文化材料（cultural　material）是文化分子構成的必要條件。一個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統基本地受他所在的文化型模和社會傳統塑造。因此，在一個文化中，固然各個文化分子的性格各有其個別差異，但是大多數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結構或模式性格（model　personality）有根本的相同和相通的地方。而在濡化過程中，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決定對外來文化價值和事物之迎或拒。例如具權威性格的文化分子就很不容易接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觀念。最大多數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統在童年時期涵化　＇13＇在社會里時基礎已經奠定。在這個時期或成年期，如果文化分子與另一文化接觸，因著事勢的需要或好奇或其他原因，他們可以重新學習。但是，他們很難得完全改變已經內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價值觀念。依此，當他們原來呼吸的文化空氣之基本前提和核心價值觀念令人懷疑或崩解時，他們往往會發生極大的性格衝突和焦慮反應。

中國在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這一段時期裡，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在“作新民”和“作舊臣”之間徘徊就是因此。這種時間經歷一久，文化分子的性格會分裂。性格一分裂，觀念的變化愈來愈快。觀念的變化愈來愈快，心靈的失落可能愈來愈厲害。這時，重新調整性格並且整合生活方式也愈來愈困難，但也愈來愈需要。我們試看中國文化在這一段轉型所經歷的調整性格之痛苦以及為求思想出路所受苦悶與掙扎，就可明瞭這類實情。在這種情形裡，大家的心靈毫無防禦地暴露在各種各色的“主義”說詞之下，很少知識分子不是“狂想曲”的俘虜，而“革命去”則是自我彷徨的崇高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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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運動

在文化再組合的過程裡，文化動理的反應之一種為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本土運動，依它的性質來觀察，可分為兩種：

一種本土運動是存續式的本土運動（perpetu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存續式的本土運動包括類似宗教崇拜儀式和行為。這種運動在一方面是為了儲存傳統符號、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是為了反濡化。當原有文化受到外來文化衝擊而發生儲存傳統符號、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機制作用時，這種作用是回反適應（reactive　adaptation）。在回反適應中含有返退作用（regression）。原有文化在外力——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壓力之下，即令在表面看來是臣服了，平靜無事，可是，在實際上於其文化的潛力裡也許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動”。這種地下活動與“小傳統”互相表裡助長而不可分。近代中國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常與“江湖”或“下層社會”發生某種關聯。這種活動，蘊積既久，一方面可形之於仇視那代表外來文化的地上文化活動，另一方面可爆發而為排外運動。一個原有文化受外來文化危及其核心價值時，最易與恐外症（xenophobia）合流的。在這種時際，可能出現意志剛強的領導人物，民族救主，奇理斯瑪（chari*a），和類似宗教並夾雜魔術的群眾運動。美國印第安人之群集跳鬼舞就屬此類。中國的義和團也屬這一種本土運動。

另一種本土運動是同化式的本土運動（assimil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這種本土運動主張吸收外來文化，並把原有文化之有價值的要素與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