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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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要素合併起來，建立一新的文化整合。這種本土運動是開的。它所涉及的級距頗寬：從文化的基本前提到政治制度，從政治制度到經濟生活，無不在想要更新之列。而更新的程式從極不切實際的或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到政治性的民族主義，從政治性的民族主義到文藝復興，都在“文化革命”者腦海盪漾。中國的五四運動及其餘波屬於這一種本土運動。這類的“文化革命”常常是波瀾壯闊，可是對外來文化要件的選擇不嚴。因為選擇不嚴，所以呈現紛然雜陳的光景。五四運動以來的出版界和思想界是這種光景的寫照。

第二種形式的本土運動是走上文化重建的康莊大道。任何基本變革性的文化重建運動，在起初發動的階段，都難免是反偶像的、浪漫的和有掃蕩性的，但卻富於衝力。但是，這一階段過後，就慢慢走上文化再肯定之路。文化重建運動走上再肯定之路的階段，就脫離了起初階段的浮氣，而與“再生運動”同流。文化的“再生運動”常為文化分子之比較精密的，多少有計劃的和有意識的努力，來建造適合基本要求的文化。一個文化重建運動要由起初的階段，走上建設性的階段，需要相當的穩定住境和足夠的時間。可是，就中國社會文化而論，顯然沒有這些最起碼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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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的羅聚形態

任何一個文化分子的“自我”之形成必定是在一個制度化的社會生活之中。這種情形可以用一個圖解說明

這個三角形所表示的文化的羅聚形態及其中的自我形成是一種最簡單的素描。雙箭頭表示箭頭兩端的因子之相互影響。虛線的圓形表示文化的存在和發展之生物邏輯的限制。實線方形表示物理邏輯對生物邏輯的限制。

圖中所謂“人的情境”可以指稱另一個個人，也可以指稱由多人構成的社會。無論是另一個人或由多人構成的社會，都可以成為某一個人之人的情境。這也就是說，某一個人之“人的情境”，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社會。別人對“我”而言可能是“我”之人的情境；同樣，“我”對別人而言可能是別人之人的情境。這一社會可能是另一社會之“人的情境”；另一自我人自然環境人人的情境人超自然社會也可能是這一社會之“人的情境”。總括起來說，“人”與“人的情境”之間的關係乃“人際關係”。“人的情境”與“自然環境”大不相同，因此，“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與“人際關係”也大不相同。人對“人的情境”可以有“尊敬”、“同情”、“掃蕩”等反應。人對“自然環境”往往有片面的“欣賞”，片面的“改造”，和片面的“利用”之類的反應。某些文化中的“朝山”或“謁聖山”的觀念，並非人對純自然環境的被動反應，而是該文化自身的宗教意識或類似宗教意識的意識向外投射到山上。

人對自然環境的相互關係即指人與人所在的氣候、河流、湖沼、山脈、土壤、地形的關係而言。固然人常常主動地欣賞、改造和利用自然環境，但是自然環境也以各種不同的程度來限制、影響或*人類。例如，地震、海嘯、山崩、颱風、水災等等。

當然，這是就事實而論，並非說自然界有意主動這樣做。人對超自然的關係即是人對自己所奉信仰，所制倫範和所尊道德等等。這些東西固然是人所創制的建構，可是，這些東西一旦社會化與傳統化，便對人的思想和行為多少發生拘束作用，並且轉過來成為人的制度行為（institutional　beh*ior）的主要建構力。

上圖三角形的三個邊之長度是可變的，而且這三個邊之間的關係是一動理的關係。在一變動之中，任意一個或多個因子對這個三角形的任意一邊加以壓力，或任意一邊的長度或角度有何改變，可使其他二邊相應地發生改變，因此也就是使一個文化的羅聚形態發生改變。有的時候，一個文化要件的改變與或核心價值的變動，對整個文化的變遷有“一發動全身”之勢。一個人的所謂“自我”是在上圖所示文化的羅聚形態中成長的。他必須適應這一文化的羅聚形態。而文化的羅聚形態又必須合於生物邏輯。對於地球上全人類的一切文化而言，生物邏輯的拘限力普遍恆常不變。沒有人能夠永遠倒過頭來行路。沒有人從生到死不吃東西。甘地和楊妹只能在相對短的時間內作示範性的絕食。沒有生理正常的年輕人視結婚為入地獄。而生物邏輯又受物理邏輯的拘限。地心引力對於每個人的負擔相當大，所以沒有人能夠一天到晚不眠不休站立而感到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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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的特徵

文化特徵（trait）是文化之最